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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規范視角下《西游記》余國藩英譯特點分析

時間:2020-04-02 13:40作者:常紅婧 鄧藝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翻譯規范視角下《西游記》余國藩英譯特點分析的文章,余國藩(Anthony C Yu,1938—2015),是芝加哥大學唯一兼任神學院、比較文學系、英文系、東亞系教授的美籍漢學家。1938年出生于香港書香世家,孩提時就具備雙語能力。

  摘    要: 本文以圖里的翻譯規范為理論框架,從預備規范、初始規范和操作規范三個層面再現余國藩整個翻譯行為的過程,并分析他在這一過程中的翻譯選擇、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找出余譯《西游記》獲得成功的原因。研究發現,余國藩對源語文本的選擇受個體和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其“似真”和“闡釋”的翻譯思想及以全譯、直譯為主,意譯、音譯為輔的翻譯策略融合了源語和譯入語的雙重文化規范,使《西游記》在目的語國家廣泛傳播,為中國典籍文學“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啟示和思路。

  關鍵詞: 圖里; 翻譯規范; 余國藩; 《西游記》;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produce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fessor Yu's translation behavior from three levels: preliminary standard, initial standard and operational standard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oury's translation norms, and analyze his translation decision, translation concept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his process, which helps to find the reasons for his success of the transl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in the west. It is found out that Yu's selection of source text is influenced by individual and social cultural environment. His translation concepts of “verisimilitude” and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giving emphasis to full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free translation and transliteration as supplements greatly blend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cultural norms, which promote the spread of Journey to the West and provide a new inspiration and thought for the “going out”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 Toury; Translation Norms; Anthony C Yu; Journey to the West;

  余國藩(Anthony C Yu,1938—2015),是芝加哥大學唯一兼任神學院、比較文學系、英文系、東亞系教授的美籍漢學家。1938年出生于香港書香世家,孩提時就具備雙語能力。兒時在祖父監護下接受了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訓練,十歲出頭就幾乎能背誦《四書》,打下了扎實的古文功底。之后在臺灣輾轉度過高中生涯,跟隨老師念過拉丁文和西班牙文。1956年,余國藩赴美求學,在芝加哥大學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學習階段,主修西方語言、文學、哲學和宗教課程,畢業后一直在該校任教。余國藩最為譯界稱道的,是其傾注十四載之功推出了世界上首個《西游記》英文全譯本——Journey to the West。

  《西游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浪漫主義章回體長篇神魔小說,曾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對該著的英譯活動始于19世紀末,共經歷了片段譯文、章節譯本和全文譯本三個階段。《西游記》最早的章節英譯本是1913年上海基督教文學會出版的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的譯本A Mission to Heaven: A Great Chinese Epic and Allegory(《天國之行:一首偉大的中國諷喻史詩》)。該譯本存在大量的改寫和詮釋,使《西游記》的翻譯傳播帶上了濃厚的基督教色彩。1942年,英國漢學家阿瑟偉利(Arthur Waley)翻譯的Moneky(《神猴孫悟空》)是影響最大的節譯本,分別由倫敦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有限公司和紐約格羅夫公司出版。《西游記》全譯本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代表性成果有余國藩翻譯的The Journey to the West(四卷本,1977—1983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和詹納爾(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翻譯的Journey to the West(四卷本,1982—1986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關于《西游記》在西方(尤指英美)的譯介情況,李蕊芹、許勇強指出,《西游記》在西方的傳播主要以文學意蘊為前提,逐漸凸現唐僧師徒“人”性的一面,以趣味性為主要目的。[1]王鎮從接受美學角度論證了《西游記》文本、非文本形式的變形以及不同時代英美受眾的接受能力和接受變遷。[2]朱明勝基于《紐約時報》86年間(1930—2015)的報道,從傳播學角度考察了《西游記》故事在美國的傳播與接受。[3]此外,在《西游記》翻譯技術層面,宋明蕊從多元系統理論角度[4]、王麗梅從語篇分析理論角度[5]、武飛龍從言語行為理論角度[6]、倪靜(2019)從互文性理論角度[7]探討不同譯者的策略選擇和不同譯本在語言層面的對比。本文以余國藩英譯《西游記》為文本,從圖里的翻譯規范視角考察余國藩的翻譯選擇、翻譯思想和翻譯策略,并闡釋制約其整個翻譯過程的影響因素,以期對中國典籍文學作品外譯提供參考。
 

翻譯規范視角下《西游記》余國藩英譯特點分析
 

  一、圖里的翻譯規范理論

  圖里提出的翻譯規范理論是多元系統理論架構下最具影響力的描述性翻譯理論。描述性翻譯研究的概念最早由美籍荷蘭學者詹姆斯·霍爾姆斯(James Holmes)提出,他于1972年在哥本哈根第三屆國際應用語言學會議上發表的論文《翻譯學的名與實》被西方翻譯學界認為是“翻譯學學科的創建宣言”。[8]92他在該文確立了“翻譯學”這一學科名稱之后,又討論了翻譯的學科性質和研究范圍。繼霍氏之后,以色列特拉維夫學派兩位學者伊塔瑪埃文-佐哈(Itama Even-Zohar)和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對翻譯描述研究進行了拓展和細分。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統論(Polysystem Theory)對翻譯研究學派起到了理論奠基作用;吉迪恩·圖里(Gideon Toury)作為佐哈的同事,其描述翻譯研究便是建立在佐哈的多元系統論基礎之上。圖里認為,翻譯研究屬于實證研究,任何翻譯研究都應該從翻譯文本本身這一可觀測到的事實出發,由此對未觀測到的事實進行重構。描寫翻譯研究的目的是發現翻譯過程中譯者的實際抉擇,即翻譯規范。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常受到三類規范的制約:預備規范(preliminary norm)、操作規范(operational norm)和初始規范(initial norm)。預備規范指的是譯者對原文版本、譯文文體、風格的選擇以及采用的翻譯策略,還涉及翻譯直接性的考慮,即是否接受從另外一種語言而不是源語進行翻譯[9]53;操作規范是指在實際翻譯過程中的實際抉擇,包括母體規范和篇章語言規范,它影響文本的模板,即語言材料的模式和文本的實際文字表達[9]54;初始規范就翻譯的總體傾向而言,制約著譯者在兩種極端傾向間的選擇:譯者要么以原文為準則,遵循源語的語篇關系和規范,要么遵循譯語以及譯語文學多元系統的語言和文學規范。較少犧牲源語文化規范的翻譯對源語文化來說是一種“充分翻譯”(adequate translation);而保留較多譯語文化規范的翻譯對譯語文化來說是一種“可接受翻譯”(acceptable translation)[9]57。

  二、翻譯規范視角下的余譯《西游記》

  (一)預備規范下的翻譯選擇

  預備規范決定文本的選擇和翻譯直接性,影響預備規范的因素有譯者的主體態度、目標語讀者的興趣、出版商的態度以及社會文化壞境等。由于譯文是直接從漢語而非中間語譯成英語,下文將避開翻譯直接性問題,主要從譯者個體和社會文化環境兩個因素分析預備規范下譯者的譯本選擇。

  余國藩作為一位有深厚古文基礎的美籍漢學家,學貫中西。他既在芝加哥大學東亞語文系講授中國文學,又在芝大神學院講授基督教神學和希臘名著,后期轉向漢學研究也是由于受到同僚的鼓勵。正如他所言,“曾經為我開蒙的院長和同僚也鼓勵我岔開專長,往別的方向發展,而我就在這種情況下,一步步又踅回東方來,中國研究因此成了我的專業領域之一”[10]。作為一位兼具宗教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學者,余國藩特別看重宗教和文學之間的關系。而談到中國的宗教哲學,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某種特定的文學表現形式,如小說。在余譯《西游記》第一冊序言中,余國藩曾提到翻譯《西游記》的初衷:“就文學形式而言,我希望此譯本能夠對亞瑟韋利的刪節本進行匡正,對于此小說的理解力和批判性解讀方面,我希望能夠糾正胡適先生的不公正見解。”[11]1的確,胡適在給韋利版譯本撰寫的序言中武斷地認為《西游記》是“游戲之作”,充滿“無稽之談”。余國藩作為有深刻中國情懷的華裔學者,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其選擇翻譯《西游記》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從社會文化環境來看,余國藩翻譯出版《西游記》的時間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正值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中國進行改革開放的年代。在這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中國需要走出去,世界也需要真正了解中國。《西游記》作為家喻戶曉的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承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翻譯這樣一部“宗教朝圣之路”的傳統典籍對傳播中國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余國藩傾注十四載之功推出的世界上首個《西游記》全譯本,既滿足了外國讀者想要了解中國的愿望,又順應了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的時代潮流。

  (二)初始規范下的翻譯思想

  初始規范決定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待源語文本和譯入語文本的態度是一種整體傾向。譯者可以選擇進行“充分翻譯”,保留較多的源語文化規范;也可以傾向于“可接受翻譯”,保留較多的譯入語文化規范;或者選擇居中的態度對待譯本。余國藩傾向于“充分翻譯”,他認為先前的《西游記》譯本大都是節譯本;韋利的譯本雖然流暢,卻對原文進行了大刀闊斧的刪減,不僅翻譯的章數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原著中體現中國章回體小說形式的詩詞及與中國傳統宗教文化相關的內容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刪減或改寫。[11]5為了再現原著的本來面目,余國藩譯出了所有章節和詩詞。在翻譯《西游記》時,他秉承“似真”(verisimilitude)和“闡釋”(interpretation)的翻譯思想,盡量保留源語文化和語言規范,以無限逼真原作。在《西游記英譯的問題》一文中,余國藩明確表示:“指引我從事英譯的動機,都是以最忠實原著為歸依的。”但他同時指出:“忠實并不等同于緊扣原文。翻譯的每一個步驟,都是詮釋的行為。”[12]324為了盡可能“充分翻譯”,余國藩長期鉆研道教、佛教典籍,發表了大量關于中國文學和宗教文化的論文,以充分詮釋《西游記》文本背后的宗教隱喻,讓目標語讀者看到一個真實完整、充滿中國傳統文化氣息的古典小說。

  (三)操作規范下的翻譯策略

  1.母體規范

  母體規范與譯本內容的完整性和譯文的布局有關。余譯《西游記》第一卷主要包括修訂版序言、初版序言、縮語表、前言、章回、注釋;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包括修訂版致謝、初版致謝、縮語表、章回、注釋。為了讓讀者充分理解原著中蘊含的中國異質性文化特色,余國藩在第一卷譯本(共724頁)的前言部分獨創性地用長達100頁篇幅闡釋了《西游記》的歷史和文學先例,《西游記》各版本及作者身份,《西游記》中詩歌的使用和文學起源以及《西游記》的宗教寓言隱喻。另外又用100頁左右的篇幅予以加注。為了彌補該小說節譯本的不足,余國藩采取全譯策略,悉數譯出了全書一百回的故事情節,貢獻尤其大的是其對詩歌的翻譯。余國藩既翻譯出了每一章回單獨成行出現的詩歌,也翻譯出了隱藏在文本中未以詩歌形式出現的詩句。如:

  原文:邵康節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11]3

  譯文:Shao Kangjie said:

  When to the middle of Zi winter moved,

  No change by Heaven’s mind had been approved,

  The male principle had but barely stirred,

  But the birth of all things was still deferred.(Chapter 1 ∶3)

  這是《西游記》第一回中吳承恩通過引用邵康節詩句闡述天地變化之規律、萬物生長之玄機的詩句。原文平排直敘,譯文則編成四排詩句,且每排最后一個單詞押尾韻。這種例子在原著譯文中有很多。通過全譯所有詩詞以及重新組合原著中的詩句,余譯本不僅保證了原著的完整性,還向英語讀者完整再現了中國傳統章回體小說詩歌與散文相互融合、韻散相間的敘事風格。

  2.篇章語言規范

  篇章語言規范制約譯者對詞和短語的的措辭以及句子的銜接。《西游記》中富含很多宗教文化負載詞,如人物稱謂和表達禪宗、道教、佛教思想的宗教語等。為了既能再現原作風格,又有助于西方讀者理解,余國藩采取直譯為主,意譯、音譯為輔的翻譯策略,或將二者相互結合,并加文外注解進行闡釋,呈現出多樣化的翻譯策略。選擇直譯或音譯加文外注解是為了逼近原作的語言和文化規范,意譯則可以給讀者更好的閱讀體驗。如《西游記》原著第一回和第十九回第一次出現唐僧徒弟法名孫悟空、豬悟能時,余國藩采取了意譯和音譯相結合的方式,分別譯為Wake-to-the-Void(Wukong),Zhu Wuneng(Awake to Power)。必要時,余國藩還會在以上翻譯策略基礎上加上注釋說明,如:

  原文:祖師道:“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你姓甚么?”猴王又道:“我無性。人若罵我,我也不惱;若打我,我也不嗔,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一生無性。”祖師道:“不是這個性。你父母原來姓甚么?”猴王道:“我也無父母。”[11]28

  譯文:The Patriarch Subodhi said,“If you come on a long journey in many stages, I’ll let that pass. What’s your surname(xing) ”The Monkey King replied,“I have no temper(xing).If a man rebukes me, I am not offended; if he hits me, I am not angered. In fact, I just repay him with a ceremonial greeting and that’s all. My whole life’s without ill temper.”“I am not speaking of your temper,”the Patriarch said.“I’m asking after the name of your parents.”“I have no parents either,”said the Monkey King.(Chapter 1 ∶29)

  譯文采用直譯加音譯方式,并在文外加注解,具體闡釋了“xing”的雙關意義:temper和surname,并指出此處菩提祖師和猴王的對話源于《景德傳燈錄》中禪宗四祖道信和七歲男孩(后為禪宗五祖弘忍)關于姓氏的對話。一日,四祖道信禪師看見一位長相奇特的男孩,斷定其能繼承佛法慧命,并走向前問其姓,男孩回答:“姓即有,不是常姓。”四祖問:“是何姓?”小孩道:“是佛性。”四祖又問:“汝無姓邪?”小孩道:“性空,故無。”余國藩通過這種翻譯方式,讓讀者充分體會到該作品所蘊含的禪宗信息和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翻譯道教術語時,余國藩采取了直譯加文外注解的翻譯策略。如將原著第七十回中的“烏兔”“玄關”“五行”“四象”“二氣”“三家”分別直譯成“hare and crow”“the mysterious pass”“five Phases”“four images”“two breaths”“three parties”,并在尾注中具體說明其內涵。如“烏兔”是對“月”和“日”的隱喻,對應五臟中的心和腎;“玄關”是內丹術語,為內丹家最為玄要之關竅,意指煉金術士在修煉時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四象”源自《易·系辭》,有“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說法,通常指一年中的四季或者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13]675-676

  對于原作中的佛教術語,余國藩主要采取梵文音譯的方法保留佛教文化的異質性。如原著《西游記》第一回提到,猴王來自“東勝神洲”,需跨越“南贍部洲”及“西牛賀洲”方可訪到靈臺方寸山,拜見菩提祖師。余先生借助梵語,將三洲分別音譯為“East Pūrvavideha Continent”“South Jambūdvīpa Continent”“West Aparagodānīya Continent”。再如,原著第十七回中眾僧念的“南無阿彌陀佛”被余譯成“Namo Amitābha”。“南無”是梵文Namas的音譯,讀作“那謨”;“阿彌陀佛”是梵文Amitābhā的音譯,《阿彌陀經》稱,信徒只要一心念誦阿彌陀佛的名號并深信不疑,死后就可去往西方極樂凈土。

  此外,在句型結構上,英語是“主語突出”型語言,主語容易定位,構架穩定;漢語是“主題突出”型語言,有大量的無主句,通常把句首成分看成主題加以評論。《西游記》作為章回體小說,有固定的敘述方式,開頭以“話說”“卻說”等起敘,中間以“你看那”“且不言”轉承,每回末有“正是”“畢竟不知……且聽下回分解”之類收束語提示主題。余國藩充分認識到英漢兩種語言的敘述差異,在翻譯句子時兼顧忠實和通順,既保留源語的敘述模式,又照顧到目標語讀者的思維方式和表達習慣。如將“話說”“卻說”翻譯成“Now we are speaking of”,“We now return to”;“你看那”“且不言”翻譯成“look at that”,“for the moment we shall not tell you about”;“正是”“畢竟不知……且聽下回分解”翻譯成“So it was said that”,“We don’t know…;let’s listen to the explanation in the next chapter.”通過在英譯文中添加主語,余國藩把章回體小說固定的敘述方式用相對固定的英語句型表達出來,體現其對源語和目的語在語言規范上的充分融合,其翻譯水準不得不令人折服。

  三、結語

  余國藩的翻譯無疑是成功的。根據芝加哥大學出版社高級編輯戴維·莫洛(David Morrow)的統計,該書初版第一卷30多年間就賣掉16000多冊,第二卷到第四卷的銷量各約8000冊。運用圖里的翻譯規范闡釋余先生的翻譯行為可以給中國文化典籍“走出去”提供新的啟示。余國藩翻譯《西游記》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中國文化需要走出去的時期,對譯本的“充分翻譯”可以在最大限度上還原中國典籍蘊含的深刻文化思想,迎合外國人迫切了解中國文化的要求。余國藩“似真”和“闡釋”的翻譯思想,及以全譯、直譯為主,意譯和音譯為輔,并加文外注解的多樣化翻譯策略,充分融合了源語和譯入語的雙重文化規范,讓讀者在充分理解原作的基礎上感受原著的魅力,體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當今社會,“漢語熱”遍布全球,學習中國字、了解中國文化是國際社會的潮流。在中國文化“走出去”背景下,翻譯典籍作品既要充分考慮文本間語言轉換,又要關注目的語社會的主流興趣和文化規范。充分了解并運用規范給翻譯研究帶來的啟示,才能為中國典籍文學“走出去”添磚加瓦。

  參考文獻

  [1] 李蕊芹,許勇強.近三十年“西游故事”傳播研究述評[J].明清小說研究,2010(3):104-114.
  [2] 王鎮.譯介與變形:《西游記》在英美的接受研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17.
  [3] 朱明勝.《西游記》故事在美國的傳播與接受—基于對《紐約時報》猴王故事報道的分析[J].中國文化研究,2017(3):161-169.
  [4] 宋明蕊.多元系統理論下《西游記》兩個英譯本研究[D].大連:大連海事大學,2018.
  [5] 王麗梅.語篇分析理論視角下《西游記》英譯本銜接與連貫的比較研究[D].大連:遼寧師范大學,2018.
  [6] 武飛龍.言語行為理論視角下《西游記》中諺語翻譯對比研究[D].大連:大連外國語大學,2019.
  [7] 倪靜.互文性理論視角下《西游記》兩個英譯本中的詩詞翻譯比較研究[D].大連:大連外國語大學,2019.
  [8] Gentzler 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ledge,1993:92.
  [9] Gideon Toury.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53-57.
  [10] 黃月玲.余國藩漢學研究初探[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15.
  [11] Anthony C Yu.The Journey to the West:1[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6:1-29.
  [12] 余國藩.《紅樓夢》《西游記》與其他[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324.
  [13] Anthony C Yu.The Journey to the West:3[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6:675-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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