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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浩文的忠實觀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

時間:2020-03-07 11:49作者:黃衛峰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葛浩文的忠實觀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的文章,2012年,莫言成為我國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本土作家。隨著莫言獲得巨大成功,其背后默默耕耘的翻譯家,包括葛浩文(英語翻譯)、杜特萊夫婦(法語翻譯)、陳安娜(瑞典語翻譯)、藤井省三(日語翻譯),進入普通讀者視野

  摘    要: 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作為莫言作品的首席翻譯家,為莫言2012獲得諾獎做出了重大貢獻。其連譯帶改的翻譯策略引發了學界關于翻譯忠實原則的爭論和質疑。然而,事實上,葛浩文與其他翻譯家一樣,無論在翻譯觀還是翻譯實踐中都把忠實原則置于首位,只不過他對忠實的理解不同于傳統的翻譯觀。在翻譯實踐中,他不僅盡力保留帶有異質性的原語文化色彩,而且努力實現譯入語準確性、可讀性和可接受性的目標;不僅重視語言文字層面的忠實,更關注整體的忠實和文體風格的忠實。他的翻譯實踐詮釋了文學翻譯忠實的真諦。

  關鍵詞: 葛浩文; 文學翻譯; 忠實觀; 實踐;

  Abstract: Howard Goldblatt,a famous American scholar of Chinese literature,is the chief English translator of the novels by Mo Yan,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12. His translation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free editing and rewriting has caused a heated debate about and aroused suspicion on the validity of faithfulness among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owever,as a matter of fact,just like other translators,Howard Goldblatt puts priority on faithfulness either in his ideas about translation or in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What makes him outstanding is that his ideas on faithfulnes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s. In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he strives to keep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original language and to achieve accuracy,readability,and acceptability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t the same time. He puts emphasis not only on faithfulness at the linguistic level,but also on faithfulness as a whole and in a literary sense. His translation practice is a typ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ce of faithful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Keyword: Howard Goldblatt; literary translation; faithfulness; practice;

  2012年,莫言成為我國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本土作家。隨著莫言獲得巨大成功,其背后默默耕耘的翻譯家,包括葛浩文(英語翻譯)、杜特萊夫婦(法語翻譯)、陳安娜(瑞典語翻譯)、藤井省三(日語翻譯),進入普通讀者視野,成為焦點人物,受到國內媒體和學界空前的關注。其中,美國著名漢學家葛浩文居功至偉,尤其引人矚目,被媒體稱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在國內媒體對葛譯在莫言獲獎中的作用推崇備至的同時,學界則對葛浩文的翻譯策略存在不同聲音。其中,爭議最大的問題就是葛浩文的翻譯是否遵循了基本的忠實原則。批評者認為,葛譯“不忠實地肆意操控、篡改,扭曲了本意,可謂罪人”[1],“葛譯的改寫是個人意識形態體現的典型例子”[2]。葛浩文的部分支持者同樣認為,葛譯的成功歸因于其“刪節、改譯、整體編譯”的翻譯策略,并據此對以忠實為原則的翻譯觀提出質疑。

  事實上,葛浩文既沒有違背翻譯基本的忠實原則,也沒有更新“做翻譯要忠實于原文”的常識;他只是翻譯忠實原則的真正踐行者,其譯文對本質意義上的文學忠實作了最好的詮釋。換言之,與其說葛浩文改變了翻譯忠實的基本原則,不如說他通過自己的實踐讓人們真正理解了文學翻譯忠實的含義。從理論意義上來說,葛浩文的翻譯實踐推動了文學翻譯領域關于忠實問題的討論,其強調“整體的翻譯和文學意義的忠實”的觀點是對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翻譯忠實觀的顛覆[3]。

  一、葛浩文的文學翻譯忠實觀

  雖然葛浩文不是翻譯理論家,但他在《亞太同濟會季刊》等刊物上發表過不少探討翻譯的文章,闡述了自己對翻譯的認識和看法。2002年發表在《華盛頓郵報》上的《寫作生活》一文尤其具有代表性,是葛浩文翻譯思想的集中體現[4]。基于這些文章和葛浩文的翻譯實踐,不少學者對葛浩文的翻譯觀進行了分析,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葛浩文翻譯觀探究》,該文把葛浩文的翻譯觀概括為四個方面:忠實,翻譯即背叛,翻譯是重寫,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流活動[5]。雖然論及葛浩文翻譯觀或翻譯思想的文章對葛浩文關于翻譯忠實的看法多少有所提及,但迄今為止,還沒有專文對葛浩文的文學翻譯忠實觀進行比較系統的梳理。

  忠實不僅是翻譯活動應該遵守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翻譯研究中需要不斷探討的一個根本問題,更是保證翻譯自身存在的倫理要求[6]。因此,“翻譯必須忠實于原文”是所有翻譯理論家和從事翻譯工作實踐者的基本共識。不過,譯界對忠實的理解存在很大差異。一種觀點認為,忠實只是相對于源語文本而言的,最具代表性的說法就是我國翻譯界普遍流行的“信、達、切”三原則,把忠實等同于“信”;另一種觀點認為,對原文的忠實就是忠實于原文的語言文字。但葛浩文對忠實的理解不同于這兩種狹義上的“忠實”,而是更接近我國著名翻譯家劉重德先生的提法:“嚴格說來,忠實是對信、達、切三個原則的概括”[7]。換言之,忠實實際上包括了“信”“達”“切”三要素。
 

葛浩文的忠實觀在翻譯實踐中的應用
 

  與大多數翻譯家一樣,葛浩文認為,譯者的首要任務是傳達作者的思想,因此應該把忠實于原文放在首位。這一觀點在他談及翻譯的文章中一再被提及。在《寫作生涯》(2002)中,葛浩文提出,“忠實是譯者的首要任務”,翻譯在內容上必須與原文保持一致[4]。在《翻譯季刊》上發表的論文中,他表示,自己一直試圖在語氣、情感、細微差別以及其他方面保持對原文的忠實,但由于自己主要從事翻譯實踐,依靠的是轉換直覺,而且在漢語及中國文化知識等方面都存在欠缺,因此翻譯過程中損失不可避免,但這并不是他想要的結果[8]。葛浩文的這種忠實觀典型體現在他關于重譯《駱駝祥子》的想法中。當時,《駱駝祥子》已經有三個譯本,但他認為都不好。第一個譯本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的口味,把原文悲劇的結局改成了喜劇性的結尾,導致原著遭到完全歪曲。第二個譯本依據老舍出于政治需要修改后的版本,而且以字面翻譯為主,無法體現老舍作品風格。第三個譯本雖由美國人執筆,但英文表達并不到位。在葛浩文看來,這些譯本“實在對不起老舍”,因此他覺得有重譯的必要[6]。由此可見,葛浩文在關于翻譯的看法上并沒有背棄傳統意義上的忠實原則。相反,“忠實一直都是指導葛浩文翻譯的第一準則”[5]。

  對于葛浩文來說,忠實首先體現在文本類型和語言的選擇上。他認為,譯者在選擇文本時不能走出自己的“舒適區”。就他本人而言,他認為自己的漢語水平有限,只能理解中國現當代小說,因此他不會嘗試翻譯中國古典文學。葛浩文還強調,他選擇翻譯的文本不僅是自己擅長的文學領域,而且是自己感興趣的:“我要挑一個作品,一定是比較適合我的口味,我比較喜歡的。”[9]在語言轉換類型問題上,葛浩文認為,對于譯者來說,最理想的翻譯類型是從外語向母語的轉換,即“譯者應能熟練地闡釋源語及其文化,并能用譯入語自如地表達”,而“譯入語最好是其母語”。他認為,自己雖然用中文寫作不存在問題,而且已經出版兩三本用中文寫的書,但并不適合從事英譯漢,因為自己的漢語還達不到翻譯的要求,“無法即刻想出很合適、恰當、傳神的漢語譯文”[10]。葛浩文在翻譯文本類型和語言選擇上的這種慎重態度值得我們學習。不難想象,一個學哲學的人翻譯歷史著作,難免會犯歷史常識錯誤。可以說,目前我國翻譯著作中出現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譯者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領域勉強為之的結果。

  在表達上,葛浩文重視譯文的“準確性”“可讀性”“可接受性”,同時力求在不影響讀者閱讀效果的情況下保留原語文化的“異質性”。葛浩文認為,翻譯的目的是滿足讀者的需求,因此譯文應該流暢、地道。另一方面,與一般西方翻譯家不同,葛浩文同時是一個漢學家和翻譯批評家,因此他對自己作為西方人的文化身份格外敏感,在處理中國文化元素時非常慎重,竭力做到忠實,以免有“東方主義”之嫌。他認為,在處理語言問題時,應該堅持靈活處理的原則,而不是死板地固守某種翻譯技巧或方法。他認為,對于作者為了表達特定意義、取得某種效果而在特定語境中使用的表達方式,譯者應該盡可能找到最能保留原語文化色彩的合適表達方式,通過增加文本的“陌生感”達到“延長讀者的審美體驗過程”的效果[11],而對于獨特的語言現象,譯者可以采取變通的方式,不必拘泥于原文的表達方式,以增強譯作的可讀性。

  葛浩文尤其重視風格方面的忠實。他認為,翻譯應盡力體現原文獨特的文體[9]。他對那種“矯揉作態、古古怪怪,有時甚至是佶屈聱牙的譯文”非常反感。當文字忠實與風格或語氣忠實發生沖突時,葛譯追求的是更高層次、整體意義上的風格忠實。他表示,為了達到忠實的目的,自己會把忠實于原作者的語氣放在首位,尤其是處理對話時,只有在直譯不合適的情況下,他才會采取變通的方式[12]。

  二、葛浩文的忠實觀在翻譯實踐中的體現

  在翻譯實踐方面,學界普遍關注的是葛浩文在譯文中采用的“刪節、改譯、整體編譯”翻譯策略,而大多數探討葛浩文譯文忠實性的文章目的也不在于證明葛譯如何忠實于原文,如在《莫言英譯者葛浩文翻譯中的“忠實”與“偽忠實”》一文中,作者通過對葛浩文的《生死疲勞》英譯本的研究發現,該英譯本“并非如學界和媒體所說的精確或忠實”,而是存在大量“通過刪減文化負載信息來降低目標文本在目標語言文化中的受阻性”的現象,雖然他對這種“偽忠實”譯法持肯定態度,認為它能“凸顯中國文化和語言特質,從而傳達源文本的異國風情”[13]。事實上。葛浩文不僅倡導忠實,而且在翻譯實踐中一以貫之。可以說,他的忠實觀實際上是對自己翻譯實踐的概括總結。

  (一)理解方面的忠實

  理解是翻譯過程的第一步,翻譯中的許多問題源于理解錯誤或不到位,對此從事過翻譯工作的人都深有體會。理解的過程絕不是譯者單方面能夠完成的,需要與原文作者不斷進行溝通。葛浩文在這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為了力求準確把握原文意思,葛浩文遇到不懂或理解沒有把握的地方時不恥下問。在翻譯莫言的作品時,他經常就理解方面的問題向莫言請教。他這種嚴謹的態度給莫言留下了深刻印象。據莫言后來回憶,葛浩文經常就小說中的某個字或不熟悉的事物與他反復磋商,僅寫信就達一百多封,電話更是多得難以統計。莫言對此深表贊賞,認為葛浩文作為一位翻譯家不僅才華橫溢,而且作風嚴謹,“能與這樣的人合作,是我的幸運”。為了幫助葛浩文理解,莫言有時“不得不用我的拙劣的技術為他畫圖”[14]。

  葛浩文認為,文學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簡單的詞句表層,還需要深入把握構成文學要素的結構、風格和主題呈現方式等深層信息。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翻譯畢飛宇的《推拿》過程中,葛浩文和林麗君在閱讀原文時通過郵件向作者提出了131個問題,涉及追索詞句意義、交流創作意圖、求證原文矛盾等理解方面的問題[15]。

  (二)表達方面的忠實

  理解是否忠實,最終是通過表達體現出來的。對于文學翻譯來說,表達忠實不僅體現在內容上,而且體現在文學形象和文體風格等形式上。葛浩文具有創新性的翻譯方法或許可以為我國翻譯工作者提供借鑒。

  葛浩文非常重視表達的準確性。在翻譯白先勇的《孽子》時,葛浩文為了掌握同性戀細膩隱晦的表達方式,經常光臨舊金山的同性戀酒吧,請同性戀者喝啤酒,與他們聊天[3]。在翻譯某些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表達方式時,葛浩文盡可能采用音譯或直譯的方法。在《檀香刑》中,葛浩文沒有把“爹”和“公爹”采用意譯的方法譯為“father”和“father-in-law”,而是音譯為“dieh”和“gongdieh”。這種做法不但保留了原文的語言特色,而且豐富了英語的表達法。這是中國本土譯者想不到也不敢想的,因為在已有現成英文表達方式的情況下,這樣做很可能被扣上“死譯”或譯文不地道的帽子。另一個音譯的典型例子就是“娘”,葛浩文同樣采用音譯的方法保留了這一古時中國人對母親的稱謂。他還把具有中國特色的稱呼語“父老鄉親們”直譯為all you elders,fellow townsmen。順帶一提的是,有的文章提到了“炕”的翻譯問題,并把其異化翻譯方式“kang”歸功于葛浩文[16],這顯然是有悖事實的。實際上,早在《紅高粱家族》葛譯本(1993年)出版之前,我國的漢英詞典中就已經出現該譯文1。因此,在討論葛譯翻譯特色和技巧的時候,有必要區分哪些譯文為葛浩文獨創,哪些是現成的譯文,以免張冠李戴,導致討論失去意義和價值。

  葛浩文在譯文中不僅盡可能忠實于原文內容,而且盡力保留原文的意象。有學者研究發現,以葛浩文前后翻譯莫言五部小說中的500個意象話語為研究對象,發現異化策略一直占主導地位[17]。在翻譯《推拿》時,葛浩文對描述女主人公金嫣心理活動的詞語“活絡”的用意不是很明白,經過向作者畢飛宇詢問,得知其目的是強調人物的心里“有了動靜”,意思是“激動、快樂、慶幸”,于是創造性地譯為came alive,保留了原文的動態和“活”的意象[15]。在《紅高粱家族》中,葛浩文把“黃泉”直譯為the Yellow Springs,而不是西方社會的Hell(地獄),或漢英詞典中提供的譯文the netherworld或the dwelling place of the dead。葛浩文的這種翻譯方法在漢語成語翻譯中更加典型。根據具體語境,在不影響讀者理解的情況下,葛譯盡可能采用直譯方法。如:

  原文:跟鬼子拼個魚死網破吧![18]177

  譯文:We'll take the Japs on until either the fish die or the net breaks.[19]204

  評析:葛浩文在翻譯“魚死網破”時,不是通過意譯的方式采用英文中固有的說法a life or death struggle,而是保留了漢語原文中的意象“魚”和“網”,讀起來生動形象。

  葛浩文在遵循英語文本可讀性和可接受性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盡力采用直譯方法保留中國文化的異質性,從而“既保留文化特色又保持譯文的流暢”[10]。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譯文中保留漢語獨特的諺語、俗語、諧音等語言表達方式。有的學者通過語料統計分析發現,葛浩文在翻譯方言土語時以直譯為主,從而得以保留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20]。以下這些具有中文特色的表達方式都出自葛浩文的譯本:Flies can't get into an egg that isn't cracked.(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A fallen phoenix is not the equal of a common chicken.(落魄的鳳凰不如雞)He's the proverbial toad wanting to taste the swan's flesh.(癩蛤蟆想吃天鵝肉)If you marry a chicken you share the coop;marry a dog and you share the kennel.(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在俗語方面,葛浩文通過“直譯+意譯”結合的方式保留原語的文化色彩,如:an economy lantern,someone to be taken lightly(省油的燈)。在翻譯一些形象生動的罵人表達方式時,葛譯有時并不借用英語中類似的說法,而是采用直譯的方法,如:I'll skin you alive and rip the tendons right out of your body.(我要剝你的皮,抽你的筋。)No easy death for you!(你不得好死!)Stop acting like a fucking idiot.(他娘的,你裝什么憨!)這類譯文給人耳目一新之感,極大地豐富了英語的表達法。當然,葛浩文的直譯與我們通常所說的直譯不同,只是保留原文的形象或文化色彩,在句子結構上依然遵循英語的表達習慣,這是非英語本族語者難以做到的。

  在語言與風格發生沖突時,葛浩文更重視風格層面的忠實。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檀香刑》的翻譯。他認為,《檀香刑》是一部以聲音、節奏、韻律和聲調為基調的作品,因此譯文也應該體現出這種特點。為了找到既能保留韻腳又能傳達原意的合適表達方式,葛浩文可謂“絞盡腦汁、殫精竭慮”[21]。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小說標題的翻譯。漢語“檀香刑”有三個音節,其中“檀香”對應的英文單詞sandalwood已經有三個音節。由于“檀香”屬于專有名詞,不能隨意更改,因此只能在“刑”的譯文上動腦筋。我們知道,“刑”一般譯為penalty或punishment,但這樣一來譯文的音節就會大大超過原文。為了盡可能取得韻律上的平衡,葛浩文決定采用意義相近的單音節英文單詞death。這就是Sandalwood Death譯名的由來。該書的正文也體現出這種特色,如他在翻譯貓腔戲文時力求保持原文合轍押韻、朗朗上口的韻律。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中文教授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對葛浩文的譯文推崇備至,認為葛浩文的譯文不僅“再現了莫言小說中的各種聲音,而且還采用了漢英兩種語言非常接近的格律和尾韻”,是“用英語所能達到的翻譯的極致典范”[16]121。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葛浩文在翻譯小說時能夠做到這點。這足以說明葛浩文翻譯技巧之精湛。

  (三)效果方面的忠實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異,在政治經濟體制、某些價值觀方面甚至相互沖突。因此,在翻譯時如何處理這種差異,是對譯者提出的挑戰。葛浩文為了忠實于讀者,消除譯文讀者的抵觸心理,對于原文與譯文之間存在沖突的文化或政治現象有時會采取刪減或改換說法的策略。這種做法從表面上看是對原作者和原文化的背叛,但由于譯文消除了文化上的障礙,有助于譯文讀者像原文讀者那樣輕松自如地欣賞作品,從而達到效果和意義忠實的目的。

  例如,在中國,狗是傳統飲食文化的重要元素,狗肉被認為是一種非常美味的食物,但在西方文化中,狗是最受歡迎和喜愛的寵物之一。如何處理這種巨大的文化差異,對于譯者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在《紅高粱家族》中,我們會讀到關于土匪頭子余占鰲吃狗頭過程的細致描寫:

  原文:他確實是餓極了,顧不上細細品味,吞了狗眼,吸了狗腦,嚼了狗舌,啃了狗腮,把一碗酒喝得罄盡。[18]93

  譯文:It was delicious.And he was ravenously hungry,so he dug in,eating quickly until the head and the wine were gone.[19]107

  評析:作者為了說明土匪頭子的豪爽,用了“吞”“吸”“嚼”“啃”等動詞,活靈活現描寫了余占鰲吃狗頭的過程,但中國人眼中的這種粗獷,在西方人看來卻是非常殘忍的。可能基于這種考慮,葛浩文在譯文中對描寫各種吃法的動詞和部位等細節進行了部分刪減,只保留了原文大意。這種處理方式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不忠實于原文,但卻忠實于讀者和譯語文化。

  這種改寫在政治文化方面更加明顯。具有中國特色的現當代小說無法回避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之類的政治意識形態。與此相關的描述,尤其是帶有明顯宣傳口吻的語言,如果采用直譯的方法,顯然會引起生活在截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西方讀者的反感。如:

  原文:我們是共產黨,餓死不低頭,凍死不彎腰。[18]345

  譯文:We're resistance fighters.We don't bow our heads when we're starving,and we don't bend our knees when we're freezing.[19]367

  評析:在譯文中,“共產黨”的影子不見了,而是變成了“抗日戰士”。可以想象,如果中國本土譯者進行這種改變,不僅原文作者不會同意,而且譯者可能還會承擔政治風險。我們是否可以把這種改寫稱為外國譯者的翻譯“特權”?

  (四)改寫背后對原作者的忠實

  對葛譯忠實性提出質疑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譯本中的改寫現象。但實際上,除非文化差異需要,葛浩文反對譯者隨意改變原文。當葛浩文發現原文有錯誤時會與原作者溝通。為了盡可能做到忠實,葛浩文在譯完一部作品后會請自己的中國夫人林麗君或母語是漢語的人幫忙校對譯文,“以確保不會有所失誤”[10]。葛譯在篇章層面飽受詬病的改寫實際上往往是編輯、譯者、作者三者在互動中完成的,因此這種改寫本質上并沒有違背忠實的原則。

  在葛譯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1993年,負責《紅高粱家族》英譯本的編輯發現,該書第四章中某個場景描寫存在銜接不當、表達重復等問題,于是詢問葛浩文是否可以刪除,葛浩文在征得莫言首肯后才表示同意[22]。同樣,編輯認為劉震云的《手機》開篇是對中國三四十年前發生的事情進行的回憶,而美國讀者感興趣的是現在發生的故事,因此建議葛浩文在譯文中對原文順序進行調整,把第二章講述現在故事的一小部分移至小說開頭,這一建議得到了作者劉震云的認可。《天堂蒜苔之歌》的編輯認為,小說講述的是一個“充滿憤怒的故事”,但其結尾過于平淡。葛浩文于是把編輯的想法反饋給莫言,莫言據此創作了一個全新的結尾,結果皆大歡喜[10]。這些典型例子說明,文學創作本身也是一個不斷改寫的過程。

  總之,文學翻譯并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涉及到譯者、作者、編輯等多種因素,擺在讀者面前的譯文很可能是某種妥協的結果,因此譯者承受的許多責難是不公平的[10]。

  三、葛譯在忠實方面存在的問題

  誠然,我們在肯定葛譯忠實性的同時,對其存在的各種問題也不應該視而不見。葛浩文的譯文并非完美無缺,無論在理解還是表達上都存在一些明顯的錯誤。當然,這種現象是可以理解的。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中國人自己都不敢說完全精通,更沒必要對一個外國人過于苛求。因此,筆者在這里列舉葛譯中的一些問題,目的不是證明葛譯的不忠實性,而是希望讀者能夠對葛譯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首先是理解上的問題。這種問題有的表現在詞語層面,如中國文化中,“嫂子”至少有兩種指稱意義:1.用于稱呼哥哥的妻子(elder brother's wife),是一種親屬稱謂;2.用于稱呼年紀與自己相仿的已婚女性(sister,a form of address for a married woman about one's own age),是一種社交稱謂。但葛浩文沒有根據具體語境對這兩種意義進行區分,有時把純粹用作社交用語的“嫂子”也譯為sister-in-law,容易造成混亂和誤解。還有的表現在句子層面,如:

  原文:“干爹!”從街上跑回來的我父親高叫一聲,把爺爺高舉門閂的手固定在半空中。[18]330

  譯文:“Dad!”Father ran in screaming,grabbed the door bolt,and held on for dear life.[19]346

  評析:原文的意思是說“我父親的叫聲阻止了爺爺毆打奶奶”,但把譯文回譯成中文,意思卻變成了:“父親不僅大叫了一聲‘干爹’,而且搶過門閂,拼命阻止爺爺毆打奶奶”,顯然這是誤解原文意思造成的。試譯為:“Dad!”My father ran in from the street and screamed,stopping grandpa's hand with the door bolt from falling down from the air.

  又如:

  原文:他們躲在咸水口附近的一個小村莊里,每當太陽上來,隊員們就一堆一堆地躺在斷墻邊上抓虱子曬太陽。白天不敢行動,夜晚寒氣逼人,想出去騷擾敵人只怕不被鬼子打死也要活活凍死。[18]349

  譯文:After making camp in a tiny village not far from Saltwater Gap,they lay atop the battered wall when the sun came out,to pick lice off their bodies and soak up the midday heat.All day long they conserved their energy;then,at night,they nearly froze in the cold.They were afraid that if they weren't killed by the Japs the weather would do them in.[19]366

  評析:該譯文存在多處問題。首先,原文是“躺在斷墻邊上”,在譯文中卻變成了“躺在斷墻上”,破壞了原文的邏輯。在原文中,該句上文寫道:“逐漸壯大的膠高大隊被寒冷和饑餓扼住了咽喉。病號大量出現;從大隊長到普通隊員,都餓得面黃肌瘦,瑟縮在一兩件破破爛爛的單衣里發顫。”由此看來,“躺在斷墻邊上”的說法有兩層含義:一是戰士們已經餓得沒有力氣,只能躺著;二是為了躲避寒風,靠墻躺著。第二,把“曬太陽”譯為“soak up the midday heat”也歪曲了原意。從上下文看,隊員們不是中午(midday)才出來曬太陽。第三,把“白天不敢行動”翻譯成All day long they conserved their energy(白天他們保存精力)也存在邏輯問題,無法與后面形成銜接。按照正常邏輯,“保存精力”是為了采取行動,但原文意思恰恰相反。試譯如下:They hid themselves in a small village near Xianshuikou.Whenever the sun came out,they lay in groups at the battered wall to warm themselves up.They did not dare to take actions in the day.And,at night,they could do nothing either,for the extremely cold weather would do them in even if they were not killed by the Japs.

  作為一個英語本族語者,葛浩文按理應該不會犯語法方面的錯誤,所以下面例子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傾向于認為是筆誤:

  原文:他去公社里開會啦。[18]344

  譯文:He went to a meeting at the commune.[20]361

  評析:這句話是村支書的老婆向耿十八刀解釋支書不在家的原因時說的話。按照英語習慣,應該使用現在完成時更恰當,即改為He has gone to attend a meeting at the commune.

  原文:那里盛產紅薯,吃的也不成問題。[18]350

  譯文:And since there's plenty of yams there,food won't be a problem,either.[19]366

  評析:這句話出自一個書生氣十足的中隊長之口,用詞和語法都很規范,因此從風格上來說,譯文也應該規范。但譯文卻存在語法錯誤。我們知道,yam在英語中既可用作可數名詞,也可用作不可數名詞。這里既然用作可數名詞且使用的是復數形式yams,那么謂語動詞應該使用are,而不是is,即譯文應改為:And since there're plenty of yams there,food won't be a problem,either.

  另外,可能由于時間倉促的原因,葛浩文沒有時間仔細推敲每一句譯文,因此個別譯文存在明顯的文體問題。如:

  原文:“我們是共產黨,餓死不低頭,凍死不彎腰。”[18]345

  譯文:We're resistance fighters.We don't bow our heads when we're starving,and we don't bend our knees when we're freezing.[19]367

  評析:從風格角度來說,譯文過于啰嗦,既不符合原文簡潔的文風,也不符合典型的英文表達方式。譯文完全可以簡化為:We're resistance fighters,neither bowing our heads when starving,nor bending our knees when freezing.

  四、結語

  無論是葛浩文的翻譯觀還是翻譯實踐都表明,他“在翻譯中對忠實性原則不僅沒有忽略,而且還有所追求”[6]。他對保留中國文化特色方面的貢獻甚至超過了某些中國本土譯者。可以說,葛浩文的忠實譯文為國外讀者了解中國文學和文化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窗口。如果說葛浩文的翻譯對忠實原則有所沖擊,那么他只是沒有拘泥于傳統的文字忠實,而是同時兼顧、有時優先考慮意義忠實、風格忠實、效果忠實。他在篇章層面的改寫并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在出版社、編輯、作者共同參與下進行的,并沒有背離忠實原則。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葛浩文的翻譯觀和翻譯實踐加深了我們對文學翻譯忠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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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英詞典》(A Modern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8年),第502頁。該詞典提供的另一個譯文是a heatable brick 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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