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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核心》的悲劇性特質與根源

時間:2020-03-25 14:53作者:孫偉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問題的核心》的悲劇性特質與根源的文章,亞里斯多德在《詩學》里提出了文學史上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悲劇定義:“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操得以陶冶。”《問題的核心》對主人公及其行動的描寫完全符合

  摘    要: 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問題的核心》是部傳承了亞里斯多德悲劇理論的優秀文學作品,并以細膩的心理描寫超越了古典理論的限制。主人公陷于“我—它”關系之中,無法實現存在的價值,最終選擇了自殺。這個悲劇通過引起讀者的憐憫和恐懼,啟迪讀者思考應該如何發現生命的意義。

  關鍵詞: 格雷厄姆·格林; 《問題的核心》; 悲劇;

  一、《問題的核心》的悲劇性特質

  亞里斯多德在《詩學》里提出了文學史上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悲劇定義:“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使這種情操得以陶冶。”[1](68)《問題的核心》對主人公及其行動的描寫完全符合這個定義。而且,格林以細膩的筆法呈現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動,超越了亞里斯多德理論的限制,也使得斯考比成為“20世紀中葉最令人難忘的文學形象之一”。[2](96)

  (一)對亞里斯多德悲劇理論的繼承

  1. 悲劇行動。

  喬治·奧威爾是最早對這部小說提出批評的評論者之一。奧威爾認為,斯考比是個不可信的形象,因為“如果他會陷入書中所描寫的泥沼,那么他早就會陷進去了……如果他相信地獄,他就不會為了兩個神經質的女人而去冒墜入地獄的風險。”[3](108)

  奧威爾的質疑是不合理的。根據亞里斯多德的定義,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的行動的模仿,換言之,所模仿的行動應當包含矛盾的開端、發展和結局,通常是一個善良的主人公所逐步陷入厄運的過程。悲劇的開端“未必要接在先前的事件之后發生,但是在開端之后必然會有后續事件”。[4](31)斯考比已經在塞拉利昂駐扎了15年,卻失去了本應得到的晉升為專員的機會。這是悲劇的開端,由此引發了一系列事件,最終導致了他的毀滅。為了送失望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他不得不向有走私嫌疑的尤塞夫借債。后來他在救助船只失事的幸存者時,遇到了19歲的寡婦海倫。對海倫的憐憫使他陷入了婚外情。尤塞夫以此訛詐他幫其走私鉆石,并在斯考比的默許下,謀殺了他的忠實仆人阿里。在背叛了他自身信奉的所有準則后,斯考比選擇了自殺,盡管根據他的信仰——天主教,自殺意味著永墜地獄。

  2. 悲劇主人公。

  亞里斯多德認為,悲劇應該能引起憐憫與恐懼之情。這就要求悲劇主角的性格和行為具備某些特征。如果是一個十分善良、毫無過失的人陷入厄運,那么是意外的慘劇,會引起公眾的義憤;如果是惡人遭難,那是罪有應得,公眾會欣然接受這個結果。因此,悲劇主角必須是一個與普通人相似的善良的人,因其自身過失陷入本不應遭受的厄運中,才能引起同情,觀眾對他的命運感同身受,引起恐懼之情,怕自己也因同樣的過失而遭難。斯考比是一個在西非殖民地努力工作、誠實正直的中年警官。他不受賄、不酗酒。專員稱他為“正直者斯考比”。[5](15)蘭克神父也無比信任他。當有人說看到斯考比的車停在尤塞夫的門前時,蘭克神父回答:“如果是斯考比的話,我就不再往下想了……我敢拿下次禮拜的捐款打賭,這里面沒有什么事兒,絕對沒有什么事兒。”[5](93)
 

《問題的核心》的悲劇性特質與根源
 

  斯考比具有強烈的憐憫心與責任感。一個葡萄牙船長違反戰時航行法的規定,私自藏匿了寫給女兒的信。斯考比理應把它交給新聞檢查官,但是感到“胸中壓上沉重的魔石”。[5](64)出于對這個陌生人的憐憫,斯考比沒有上報。這是在他一生中第一次違背了自己的職業準則。他認為自己已經加入了腐敗的警察官員之列,“這些人都是受金錢的腐蝕,而他是受感情的腐蝕而墮落的。”[5](71)

  妻子路易絲去了南非不久,斯考比參與了對一艘失事船只的救援工作。那些在海上漂浮了四十天的遇難者和傷病員的形象使斯考比感到所有痛苦都壓在他的肩頭,“仿佛是,他卸掉了職責,只是為了再擔起另外的一個。這個職責是要所有的人共同承擔的,但是這并不能給他些許安慰,因為有時候他感到,認識到這一職責的只有他一個人。”[5](162-163)

  許多評論者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斯考比的憐憫心與責任感,本文也將進行分析。但是此處要指出的是,憐憫與責任感本身都不是錯,而是傳統意義上的人類美德。斯考比并非純潔無瑕,但他是比大多數人好的普通人,由于自身過失,將受到他認為的天譴。這無疑是符合亞里斯多德對于悲劇主角的要求的。

  (二)對亞里斯多德悲劇理論的突破

  根據亞里斯多德的定義,悲劇是對行動的模仿。“一部悲劇可以沒有性格,但是不能沒有行動。”[4](145)格林通過對主人公心理活動的大量描寫,揭示了他的性格,完成了故事的推進,從而突破了亞里斯多德理論的限制,也使得這本書被認為“本質上是一本心理小說”。[6](66)

  “憐憫”與“責任”是本書的兩個關鍵詞。通過對斯考比心理活動的分析,可以發現,他的憐憫心與責任感的根源首先來源于其信仰。為什么人要遭受苦難?怎樣才能從苦難中得救?這是一切宗教的起源。根據基督教義,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人就有了原罪,苦難就是罪的代價。在救助失事船只的幸存者時,他不禁想到,“在這樣一個充滿了苦難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是多么荒謬的想法啊!……指給我看一個幸福的人,我就會指給你看自私、邪惡——或者是懵然無知……一個人會不會對這些星球感到悲憫,如果他走到人們稱之為問題的新核心的時候?”[5](164-165)天主教信仰導致他認為苦難是無處不在的,因此無論何時何地,當他看到或想象別人在受難時,他都會產生憐憫之心。

  由信仰而產生的憐憫心與女兒的早逝一起促成了斯考比的責任感。當他發現了船長藏匿的信件時,船長的哀嘆“一個人給女兒寫封信,就把自己毀了”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女兒,從而邁開了“墮落”的第一步,決定不去告發。斯考比的女兒去世時,他正在非洲。他一直慶幸躲開了這個場面。但是后來,當包爾斯太太讓他照顧一個瀕臨死亡的女孩時,他感到“一個人還是無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須歷盡生活的辛酸……年復一年,當父母的無時無刻不處于這種感覺中,而今我為什么幾分鐘都想逃避呢?……從手指縫里他看到這個才六歲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個干苦力活兒的人那樣扭曲著。‘主啊,給她寧靜吧。把我的寧靜永遠帶走,只要你能給她寧靜。’”[5](166-167)

  二、斯考比悲劇的根源

  (一)人探索存在的兩種途徑

  馬丁·布伯在《我與你》中區分了人探索存在的兩類不同方式,而這由兩個不同的原初詞“我—它”和“我—你”來表達。[7](19)“我—它”關系是主客體關系,是非本質的關系。“它”是“我”感知和利用的對象。這是對立,而不是交融。“我”可以感知,甚至可以利用,卻無法理解。結局要么是“我”被“它”奴役,要么是“它”被“我”奴役。“如果死于‘它’之世界中,結局只能是虛無。”[7](42)而在“我—你”關系中,“我”與“你”直接相遇與對話。這是一種本質的關系,關系就是本體。換言之,生命的意義就在于“我—你”之間,在相遇中所有存在才有了發展與變化的可能性。不幸的是,斯考比一直處于“它”之世界中,從而無法找到人生的意義,最終只能選擇自殺。

  (二)斯考比與路易絲的關系

  斯考比實際上將婚姻看成是一種“單方面承擔責任”的關系。[8](40)小說的開頭,當斯考比想到路易絲時,“她所遇到的一切是由他選擇的。他造就了她的面孔。”[5](16)在其他人可能批評她時,斯考比很惱怒,“你有什么權力批評她?這是我的作為。是我造就了她。”[5](32)

  當初在婚禮上,斯考比沒有進行“相互擁有、相互扶持”或“無論疾病還是健康”這樣一些傳統的宣誓,而是承諾要讓路易絲幸福。在他看來,路易絲是個需要大人照料的兒童。他寧愿在路易絲生病而不是健康時關心她。在她虛弱、沒有吸引力時,他憐憫她;在她強壯時,他恨她。他養活她,但是很難相信他對她有任何真實的情感。他偶爾說愛她,但是他所做的任何看來對她有利的事,似乎都是出自責任感而不是愛。例如,當路易絲流露出想去南非旅游度假的想法時,他許諾說會安排好一切事,盡管他知道沒錢供她旅游。她想讓斯考比說愛她,他是這樣回應的:“親愛的,我當然愛你。我會安排好行程。你會看到的。”[5](60)

  斯考比眼中的路易絲是個柔弱、無助的女性,需要斯考比讓她快樂。但事實上,路易絲是一個比斯考比想象中要獨立得多的女性。路易絲看穿了斯考比出自義務和責任的許諾,不會把它們誤解為愛。她向威爾遜承認斯考比并不愛她,但是她說斯考比“會為我做任何事。他有一種可怕的責任感。”[5](79)因此,路易絲的柔弱和無助主要出自斯考比的想象。

  馬丁·布伯指出,只有雙方將對方看成“你”,才能有真正的婚姻,才會給雙方帶來新的生活;除此以外,都無異于放棄婚姻。[7](54)但是斯考比眼中的路易絲,永遠是他憐憫和承擔責任的客體。“當他的妻子說話的時候,他從來不用心聽。”[5](27)斯考比的婚姻永遠是處在“它”之世界中。

  (三)斯考比與海倫的關系

  海倫對于斯考比仍然是另一個“它”。他們的關系起于斯考比的憐憫,并始終與罪惡感及責任感交纏在一起。當他第一次見到海倫時,她的臉“因為過于枯干消瘦可以說是丑陋的,包在顴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要炸裂似的。”[5](161)這是一張通常不會激發愛欲的臉龐,但是毫無疑問,引起了斯考比的憐憫。

  他們的關系是從不經意間開始的。海倫搬進了他家馬路盡頭的尼爾森小屋,他提出愿意以任何方式盡可能幫助她。起初,這種關系看來是令人安心的。在斯考比看來,兩人之間的鴻溝不會讓這種關系變得過于親密。這條鴻溝是由于他們都知道斯考比已婚,她剛成為寡婦,兩人年齡懸殊,而且她父親是位神父。但是他們還是陷入了情網,并試圖守住這個秘密。不過,威爾遜知道了這件事,路易絲也因聽到風聲而從南非提前返回,這些都說明他們保守秘密的嘗試失敗了。然而斯考比錯誤地認為他守住了秘密;更不幸的是,他為了繼續隱瞞,采取了一系列糟糕的決定和行為,最終以自殺的方式結束。

  在他們發生關系前,海倫說:“我有種感覺,你決不會讓我沉淪下去的。”對斯考比而言,“無論多么困難,這些話像他必須遵守的命令。”[5](160)他毫不猶豫地承擔起了對兩個女人的責任。“在未來的某個時間——到那時將面對不幸——人們注定要承擔后果。責任和罪過都是他的……他曾經發誓要保證路易絲幸福,現在他接受了另一個而且與之相反的責任。他為他將來某一天不得不說的謊言感到疲憊不堪。”[5](161-162)

  與路易絲一樣,海倫也并不是一個柔弱的女性。她說:“你知道,這是我們的最后一次了。我不能再傷害你了……不要為我擔心。我會沒事的。”[5](250-251)她愿意離開斯考比,為自己的幸福承擔起責任,這顯示出她是個強大的、獨立的女性。但是斯考比拒絕結束這段關系。他陷于“它”之世界里,不相信海倫離開了他,還能夠繼續她的生活,找到幸福。

  (四)斯考比的自殺

  馬丁·布伯將人類歷史上的世界觀概括為兩幅圖景。一個是將“我”置于宇宙內,另一個是“我”將宇宙吞沒。如果斯考比是一個傳統的天主教徒,那么他的世界觀本應屬于前一種。教會教導說上帝創造世界有一個神圣神秘的目的,人應該做的是信奉上帝,拯救自己的靈魂。斯考比認為他愛上帝,但是當他看到各種苦難時,他不能信任上帝。他試圖通過使周圍的人獲得幸福來尋找生命的意義。

  但是斯考比始終將其他人看成是憐憫的對象和承擔責任的客體。“我—它”關系使他感到失敗和疲憊。斯考比不遺余力地想讓人幸福。然而正如路易絲所說:“你并不想真正知道我。”[5](73)斯考比的努力只能是徒勞的。因此事情總是在周而復始地循環,“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事情將如何發展,這種事過去已發生過無數次了。”[5](72)換言之,他看不到發展的可能性,因此感到厭倦和疲憊。自殺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三、《問題的核心》的悲劇效應

  悲劇應該能喚起受眾的憐憫和恐懼。作為天主教徒的斯考比,認為世上充滿著苦難,但是作為一個生活在“上帝已死”的時代的人,他又不能相信苦難的意義。他選擇將使他人幸福作為自己的目標,卻一步步違背了自己的職業和信仰準則,最終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是一個好人不應該遭受的厄運,無疑會引起讀者的憐憫。但是通過文中的分析,可以發現,斯考比始終陷于“我—它”關系中,拒絕傾聽和理解他人,看不到事情發展和變化的可能,因此感到無盡的失敗和疲憊,這勢必會引起讀者的恐懼。正如馬丁·布伯所說,存在的意義在于“相遇”。在“我—你”的傾聽和對話中,所有個體的意義才能得到展現和擴展。這應該就是斯考比的悲劇能給讀者帶來的啟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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