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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變化氣質”的內涵及其工夫論

時間:2020-03-21 10:12作者:崔濤 李紅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朱熹“變化氣質”的內涵及其工夫論的文章,“變化氣質”在朱熹哲學中有著重要意義,他說:“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稟”,“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何謂“反之”?朱熹說:“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于圣人也。”

  摘    要: 朱熹的“變化氣質”就是指通過修身養性使人的后天氣質之性恢復到全無不善的先天本然之性;使被后天氣質所遮蔽的人心恢復到純粹清明的義理之心,也即道心。這個過程被朱子詮釋為“修為以復其性”。在朱熹的哲學里,“變化氣質”既是作為修養的最終目標和結果而存在,更是作為修養過程而存在,其本質是一種通過“為學”以實現“為德”的君子修養論,主要途徑即“格物”“主敬”與“力行”。

  關鍵詞: 朱熹; “變化氣質”; 本體論; 價值論; 工夫論;

  Abstract: Zhu Xi′s "change of disposition" means that through self-cultivation, the acquired quality of people can be restored to the innate disposition,a pure and clear state with sense of righteousness, that is, the heart of Tao. This process was interpreted by Zhu Zi as "cultivation to restore its nature". In Zhu Xi′s philosophy, "change of disposition" exists not only as the ultimate goal and result of self-cultivation, but also as the process of self-cultivation. Its essence is a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of gentlemen, which realizes "behaving by virtue" through "learning", with the main ways being "studying the objects", "honoring people" and "practicing personally".

  Keyword: Zhu Xi; "change of disposition"; ontology; axiology; theory of effort;

  “變化氣質”在朱熹哲學中有著重要意義,他說:“人之為學,卻是要變化氣稟”[1]69,“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1]65。何謂“反之”?朱熹說:“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于圣人也。”[2]349也就是說,朱熹認為“變化氣質”是儒家修身養性以成就君子、圣人品格的必然途徑。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在朱熹的哲學里,“變化氣質”既是作為修養的最終目標和結果而存在,更是作為修養過程而存在,與朱熹的本體論、價值論、工夫論都有著密切關聯。

  一、“變化氣質”的必要性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理而無處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后是理有所依附著。”[1]65朱熹認為,理是在氣中的,理離氣不得,落于現實中,則為世間萬事萬物包括人在內莫不是稟理氣而生。人物既生,又稟理為性,稟氣為形。“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2]274在這里,理本是全無不善,氣卻在袞來袞去之間生出渣滓,有清濁昏明之分,性即是落于人身上的理,自然本來全無不善,但昏濁不明之氣卻一并隨之稟于人身上,遮蔽了原本本無不善的理,那么人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性,便有了善惡種種,“天地間只是一個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1]68。

  而在傳統儒學中,關于君子理想人格的標準,都以“德”為準繩,也就是仁。在儒家所要求的君子理想人格中,“德”為最基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儒家所要求的君子為至善之人,現實中的人卻有著種種不善,這種理想和現實的差距,就使得通過修養去惡為善成為了一件必要之事。在傳統儒學里,這一過程稱之為“復性”。《論語》有“克己復禮為仁”,通過“復禮”以實現“復性”,恢復性善;《孟子》講“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首次提出“性之反之”這一概念;《周易》亦有“復”卦,講“以復天地之心”;韓愈則提出了“原性”“原道”的概念,進一步促進了這一思想的發展;直到李翱,則正式提出了“復性”這一說法,要求忘情滅息,本性清明,即“復其性”,他認為百姓與圣人一樣,本性皆善,但圣人不失其本性,百姓卻易失其本性,唯有“復性”,才能追隨圣人的腳步,有成為圣人的可能;歐陽修后又講“反本”,亦是一個道理。
 

朱熹“變化氣質”的內涵及其工夫論
 

  “復性”發展到朱熹這里,吸收了“氣質”等概念,又稱之為“變化氣質”。人本無不善的性,由于墜入形氣之中,受濁氣之遮蔽熏染,從而生出種種的惡,這種現實的人性與儒家所要求的理想人格相去甚遠,就使得“復性”,也即“變化氣質”成為了一種必要。唯有變化我們的氣質,去掉氣質的遮蔽,才能恢復全無不善的本然之性,才有實現儒家成圣成賢要求的可能。那么,“復性”是如何發展為“變化氣質”的?在朱熹這里,其內涵又有何豐富?

  二、“變化氣質”的內涵

  朱熹“變化氣質”的思想繼承了前人部分思想,又糅合了自己新的觀點得以形成,使得這一思想煥發了新的活力。

  傳統儒學究其本質,就是要修身養性,就是要“復性”,以實現儒家成圣成賢的修養目標,只是當時并不曾把其歸結為“變化氣質”。直到北宋張載正式提出“變化氣質”這一詞:“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圣人之奧。”[3]274發展到張載這里,“變化氣質”卻又跟傳統儒學有了區別。他在自己氣一元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概念,認為人性分為兩種,一種為“太虛”所賦的性(天地之性),一種為氣質決定的性(氣質之性),前者全然是善,而后者則包含了攻取、剛柔緩急等性質,有偏之處。由此,張載將“變化氣質”解釋為去掉氣質之性的遮蔽,顯露本無不善全具于人的天地之性,即“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3]23。二程則把“天地之性”發展為“天命之性”,賦予其“理”的含義,通過理氣以論人性。在二程這里,本性的“惡”不是由“氣質之性”的遮蔽造成的,而是由昏濁不明的“氣”的遮蔽造成的。“變化氣質”,就是要去掉昏濁之氣的遮蔽,使其恢復其初。“若小有污壞,以敬治之,使復如舊”[4]1,“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強”[4]191,兩人有關“變化氣質”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變化氣質”的含義。朱熹的“變化氣質”吸收了從先秦至宋代諸位儒學大家的思想,將張載所說的“攻取之性”歸于心的層面,將才、善惡、自然屬性種種皆歸為性(氣質之性)的層面,把“變化氣質”合心性與反之講,將其解釋為去除氣的遮蔽,從氣質之性恢復到全無不善的天命之性,從氣質之心恢復到純粹清明的義理之心。總的來說,他的“變化氣質”就是通過變化人心性的惡,使人復歸于善,以期實現儒家的君子理想人格。

  “變化氣質”的具體內容從心、性兩個層面來講。首先,從性上來講。“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后中正而為圣人也”[1]74,人本五性全備,卻為氣所遮蔽,稟得的五性或多或少,如仁多義少,優柔寡斷,自然于應接事物時不能不偏不倚,所以流之于惡;“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1]66,氣之清濁亦使人才之不同,才之不同,不若圣人,為事難免出錯,所以生出了惡;“然人之氣稟有偏,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1]225,人因其所稟或剛或柔,剛者猛,柔者懦,遇事自不能中,所以為惡。以上三者,可以概括為德、才、性格氣象(輕重緩急等),此三者因氣稟遮蔽或有偏全,以至于為事不中而流于惡。其次,從心上來講。作為心之體的性受氣遮蔽而流于惡,喜怒哀樂愛惡懼等情發之自不能中節,也就于心上表現出種種不合理的情欲。所以,從“心”上“變化氣質”的主要內容,就是種種不合理的情欲。

  去除人身上由氣稟所帶來的惡,使人復歸于本性的善,那么,人人都將有成圣的可能。但現實中,并非人人都可以成圣,“變化氣質”的對象也并非為所有人。《論語》有“唯上知下愚不移”。在孔子看來,人分為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生而知之者,不待學而后能,自不用變化氣質;困而不學者,下愚,自不能變化氣質。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下愚有兩個含義:一是“自暴自棄者”,“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語其性則皆善也,與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圣人以其自絕于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2]164;二是“極愚者”,“人之資質有偏,則有縫罅。做工夫處,蓋就偏處做將去。若資質平底,則如水死然,終激作不起”[1]146。自暴自棄者和極愚之人都不能“變化氣質”。所以,“變化氣質”的對象,主要就是學而知之者和困而學之者,即中人。

  三、“變化氣質”的工夫論

  關于“變化氣質”的工夫論,古之圣人提出了諸多法門,如《大學》的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中庸》的尊德性、道問學、極高明、道中庸,《論語》的操存、涵養、克己復禮,《孟子》的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知言、集義、養氣等等。朱熹吸收發展了眾人的思想,并將其糅合,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工夫論,這里可以歸結為格物、主敬、力行三點。

  “格”,在朱熹的哲學里有三層含義。一為“即”,即物,接物,于物上去格。而他所認為的物,就是事,日用之間種種,都屬于事的范圍。所謂格物,也就是于日用之間去格種種事之理。正如二程所說的“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4]188,不是去遠處他處格,正是于眼前日常行為間格。二為“窮”,窮理,窮至。朱熹所說的格物,又有窮理的含義,即于日常行為中窮其所含之理,但又不僅僅只是窮其所含之理,這個窮理的程度,是要窮到極致,窮到知其所當然與所以然的地步。三為切己,不是通過別的人,而是自己切身去體會。“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2]96自己才是格物的主體,也就是傳統儒學所講的“克己復禮”,要從己上去克。唯有自己在日用行為間切身的窮事之理,知其所當然與所以然,才能“復禮”,也就是“復理”,才能實現在日用行為間涵養性情,實現“變化氣質”這一目的。如在日用行為間窮仁之理,不僅應當知曉當孺子乍入于井應該去救,還應當知曉為什么救,這樣才能真正地知曉仁的含義,在日后碰到類似種種情況皆可做到仁,使人漸漸向善。除此之外,“變化氣質”是一個積累漸進的過程。格物要一事一事的格,格盡一事,再去格下一事,只有通過反復的格窮[5]353,這樣才能實現“積習既久”,融會貫通,明得天理。天理既明,無氣所遮蔽,也自然而然實現了完全“變化氣質”的目標。

  朱熹在工夫論中曾經強調“居敬”是儒門徹上徹下的工夫,甚至將之提到了“圣門第一義”的高度[6]。可以說,古之圣賢諸多“變化氣質”的工夫論,在朱熹這里,最后都落在一個“敬”字上。朱熹將“主敬”一共分為三個層次:一為未發時主敬,二為已發時涵養,三為貫穿未發已發的持敬。未發時的“敬”,指的是收斂而不放縱,即使心不放馳亂想,對人欲的干擾時刻保持緊張清醒的頭腦[5]382,使未發時的心時刻處于一種中的狀態。這里的“敬”,為“變化氣質”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已發時的“敬”,指的是“主一無適”,即專一集中于思考或應接事物上。這時的敬,作用于日用之間,又稱之為涵養,主要是對已知義理的涵養。因其直接作用于已知義理,在朱熹這里又被理解為行,其和格物致知的關系,在這里就成了知行互發,“涵養窮索二者不可廢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1]150,涵養為致知提供了基礎,致知反過來又使心更加專一,促進了涵養。這樣的“敬”,是通過對義理的涵養來實現“變化氣質”的。貫穿于未發已發整個格物過程始終的“敬”,則是作為一種“誠”的精神狀態而存在,“慎獨”,“反求諸己”。在這個過程中,“敬”始終起著一種省察提撕的作用,這樣的“敬”,對“變化氣質”有著直接的作用,讓人在日用之間得以修養本心,“變化氣質”。

  知和行,從來缺一不可,知而不行,無異于不知,只有知且行,方能實現“變化氣質”。在朱熹看來,以“力行”實現“變化氣質”,一共有三點要求。其一,“行其所知”。朱熹對“力行”的定義是行其所知,他所說的“力行”,不是一味盲目地去行,而是行其所知,所行的知,必然是已知的正確的義理,只有行之正確,才能“變化氣質”,盲目的行沒有任何意義,所以,必然要求先知,然后行其所知。其二,“知而必行,行重于知”。既知所知正確,必要力行,“當務之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2]87,“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只有時時自勉,必行其所知,才能使“變化氣質”不再是一個空談。其三,“知行并進”。朱熹的知與行并非是互不相干的兩者,也并非是靜態的知與行,他的知與行,是一個交相互益的過程,知為行作基礎,行使原本所知更加深入廣闊,并反過來再促進行,從而形成了一個知—行—知—行的循環鏈。在這個過程中,所知之理愈窮愈是往極致走,直至最后,達到融會貫通,實現“變化氣質”。

  以上三者,在朱熹的工夫論體系里都是互相促進的關系,只有三管齊下,格物、持敬、力行同時而為之,才能真正實現“變化氣質”。

  朱熹“變化氣質”的思想,主要吸收了傳統儒學以及張載、二程等的思想,認為“變化氣質”就是通過為學使人被氣質所遮蔽的氣質之性恢復到全無不善的本然之性;通過為學使人被氣質所遮蔽的氣質之心恢復到純粹清明的本然之心。這一思想貫穿朱熹思想體系的始終,將其本體論和價值論融合在一起,實現了主體和客體、本體和現實的統一。而由此提出的工夫論,更是提供了一整套具有普遍性和可實施性的為德之方,使得“變化氣質”得以實現,與傳統儒學中德才兼備的君子理想人格不謀而合。朱熹“變化氣質”思想不管在當時還是對當前的道德教育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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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M].北京:中華書局,1981.
  [5] 陳來.朱子哲學研究[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6] 吳震.格物誠意不是兩事:關于朱熹工夫論思想的若干問題[J].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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