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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與資本和權力的關系及其思考

時間:2020-03-05 11:38作者:高山奎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技術與資本和權力的關系及其思考的文章,正是有著現代國家和資本的雙重助力,現代技術的發展才得以如此迅猛和肆無忌憚。人類發展離不開技術,古代社會亦然。然而,與現代社會的量(資本)的統治邏輯不同,古代技藝有著謙遜的節制,它受到善的目的、道的德性或

  摘    要: 與以往時代相比,我們身處在一個技術的時代,一個技術的意識形態彌漫橫行的時代。要了解現代技術的本質及其風險,我們首先要了解技術的由所從來,而這一點與科學的古今嬗變脫不開關系。在哲人海德格爾看來,古今科學觀在標準(嚴格性、精確性),對象(自然觀)和運作方式上存在著絕然的分野。這種分野直接導致現代技術(作為訂造著的解蔽)與古代技藝(自身涌現的解蔽)存在重大不同。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技術作為促逼的解蔽,不僅將自然作為可計算的能量之源,而且對人的自然進行促逼和訂造,從而導致了現代人受到技術的宰制和霸占性主導。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并非通常意義上的屬加種差式定義方式,而是試圖通過概念流轉呈現實事的現身方式。不過,應該看到,海德格爾的追問限囿在形而上學層面,缺少必要的政治哲學和資本分析的眼光。借助現代國家、資本和現代技術復雜關聯的分析,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現代技術的發生及其可能風險,這為我們的自我救渡提供了必要的思之準備。

  關鍵詞: 技術; 海德格爾; 科學; 解蔽; 權力; 資本;

  Abstract: In this age of technology,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risks of modern technology relie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of technolog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ccording to Heidegger,scientific views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have a clear distinction among assessment criteria,research objects,and modes of operation. This division directly leads to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technology and ancient technique. In Heidegger's view,modern technology as a demasking of order not only takes nature as a calculable source of energy,but also promotes and customizes human nature,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fact that modern people are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Heidegger's thinking on technique is not a definition of genus plus species difference,but an attempt to present the actual situation through etymological analysis. However,it should be seen that this Heidegger's thought is limited to the field of metaphysics and lacks the necessary analysi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capital critique.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lex correlation among modern countries,capital and modern technology,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risks of modern technology,which provides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our self-salvation.

  Keyword: technology; Heidegger; science; demasking; power; capital;

  若問現代的本質是什么?我們或許可以想到很多詞,如人類中心主義、消費社會、技術操控、資本統治、欲望生產,等等。對于現象學及其后裔存在主義而言,現象與本質之間并非存在絕然的分裂:因為形而上學的基礎支配其所“構成這個時代的特色的所有現象”,而“對這些現象的充分沉思”,又讓人辨識出這個時代的“形而上學的基礎”,“如若我們成功地探得了為現代科學建基的形而上學基礎,那么,我們必然完全可以從這個形而上學基礎出發來認識現代的本質”。借助這樣的前提預設,海德格爾認為現代具有如下五個基本表征:現代科學,機械技術,藝術變成體驗,人類活動成為文化,諸神的逃遁。1

  然而,現代人審視現代“質”,總要受到其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從客觀上看,現代是我們當下正在發生的諸事件,裹挾在現代的涌動之流中,我們很難抽身事外對其加以對象化的省思和觀望;即便有少數哲人能夠超然世外,試圖以旁觀者的整全視角來描摹現代的全景,也很難(從主觀方面看)擺脫此時此地的個體化—地方化視角。2因此之故,本文不擬像海氏那樣對現代之諸種表征做出全景式的反思詰問,3而是試圖將收縮戰線,僅對技術這一現代的根本現象進行形而上學的追問和政治哲學的反思。為了更好地澄清事實,本文首先對技術的形上基礎進行追問,即要對科技觀的古今嬗變做出清理;第二小節,本文試圖從本真性的藝術(技藝)角度出發,對技術的本質含義做出說明;最后,在前兩個部分的基礎上,我們要從技術與資本和權力的關系入手,對現代人的技術膜拜(技術意識形態)和技術異化(技術統治)做出政治哲學的反思和批判。下面,我們先進入第一方面的內容。

  一、科技觀的古今嬗變

  顯而易見,技術在現時代的狂飆突進和全面宰制是以科學的不斷突破作為前提,準確地講,是以對古代科技觀的拋棄和決裂作為前提。因此,要想了解技術的本質含義及其具體支配方式,就需要對科技觀的古今嬗變有所了解。概括地講,古今科技觀的根本分期主要體現在標準(是否具有嚴格性、精確性)、自然觀(主客交互VS主客分立的對象化)和運作方式(個體性沉思VS企業化的組織方式)三個層面。
 

技術與資本和權力的關系及其思考
 

  1. 嚴格性問題。

  對于現代人而言,古代科學是現代科學4的童年和萌芽,它原始、低級、幼稚,充滿誤識陋見,缺少足夠的嚴格性和準確性。例如,伽利略的比薩斜塔實驗和自由落體理論,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等等,一再告誡我們,亞里士多德關于輕的物體力求向上運動的主張(在古代“上”不僅是方位,而且指向尊貴),托勒密關于地球靜止不動的學說(不變優于變動)是錯誤的繆見。實事真的如此嗎?在某些哲學家看來,指認現代科學比古代科學高級和準確,是一種毫無意義的意見,因為古今哲學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范式或存在論理解,這種比較方式就像指認莎士比亞的詩要比埃斯庫羅斯的詩更進步一樣荒唐。在海德格爾看來,“希臘科學從來都不是精確的”,而且“按其本質來看它不可能是精確的,也不需要是精確的”。5至于現代人斷言現代科學比古希臘科學更為精確的說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例如,或許是現代人受到了進化論,尤其是科學進步觀念的影響,從而認為新勝于老,今優于古,從這種前提出發,便直覺地感到現代科學要比古代科學更加嚴格和精確;原因還可能在于,現代科學特別崇尚數學,例如物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紛紛將數學作為其模仿的標準樣板。數學追求前提的自明性和推論過程的嚴格性。而以數學為基礎的研究,可以精確地維系它的對象區域,并保證其研究的可實驗性和其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6而以數學為標準7來反觀古代的學說(科學),后者充滿想象、混雜審美意象,用詞詩性跳躍、既沒有對特定的對象領域加以專門化的聚焦研究,也未能提供明確的數學方程式或統計學上的趨向來校驗結果,因此以今觀古,難免產生古代科學不夠嚴格的印象。然而,海德格爾認為古今科學不可精確性比較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們關于存在者的解釋,以及與此相應的關于“自然過程的觀看和究問方式”存在絕然分歧。8換言之,古今科學在自然(對象)和人(主體)的看法上存在著根本不同。這就涉及古今科學觀的第二個原則分歧。

  2. 自然觀的差異。

  概括地講,古今自然觀的原則分歧主要表現在:現代科學認為,自然是人(主體)認識或改造的對象,具有客觀性和被動性的特點;而在古代哲人看來,自然是“涌現者和自行開啟者,它作為在場者遭遇到作為在場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覺知在場者而向在場者開啟自身的人”9。舉例來說,一朵花兒,它含苞、孕育、綻放、凋零……自行涌現,華麗謝幕。這種自行開啟的自然物(如花兒),并不需要作為對置物的主體———人,因為它實現的原因在它自身之內;它也不需要人的直觀才成為存在著的,“毋寧說,人是被存在者所直觀的東西,是被自行開啟者(自然)向著在場而在它那里聚集起來的東西”10。也就是說,古代哲人眼中的自然外在于人的原因(目的或必然)所召喚,它是自足的、主動的存在者,相反,人是被自然———存在者所直觀的存在(不是存在者),并被自然———存在者的敞開領域所包含,這與現代主客意義上作為籌劃—計算—查驗的主體之人有著絕然的區別。或許海德格爾的這種自然的理解與古代哲人未必真的一致,但人作為自然(如花兒)展開過程的觀相者(如柏拉圖的理型說)或求因者(如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絕不會類似于現代研究科學意義上作為籌劃、計算、實驗的主體———人。在現代科學那里,自然是一個客觀外在的對象,這個對象有待認識,而認識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利用和改造,而在古代哲學或科學那里,自然是與人休戚與共的共在者,對宇宙自然的追問和索因,就是對何為良善生活的追求相一致的。11既然人不再是客體—自然的籌劃、計算和校驗者,那么,也就沒有客觀—主觀、對象—主體、結果—預設的相合問題,作為自然的觀看者和守護者,自然的涌現對人而言,或許會帶來個體生存的詩意共鳴,但絕不可能,也不需要現代實驗科學所要求的嚴格性和精確性。

  不過,人們可能會提出異議:上述說法或許對數學自然科學有效,因為,現代數學自然科學追數學的精確性和嚴格性,這種精確性是以同質化和空間化作為前提的,12但在精神科學領域,這一追求嚴格性和精確性的均質量化原則就不起作用了,因為精神科學是關于生命的學問,生命的本質來自時間的綿延和非理性的感受(情)和沖力(意),但如果把“生命理解為空間—實踐上的運動量……我們就不再是在把握生命了”。13

  實事真的如此嗎?這里我們不妨舉個例子。歷史學是關于時間和人事的精神科學,但它卻充分汲取了數學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有所追蹤和有所確保的測算方法,因而儼然是現代自然科學意義上的嚴格的對象化研究。14誠然,這里,我們不應在狹隘的數字運算的意義上來理解Berechnen(測算)一詞。因為現代數學自然科學運用的測算是廣義上的、本質意義的計算,它是指:“預計到某物,也即考慮到某物,指望某物,也即期待某物。以此方式,一切對現實的對象化都是一種計算,無論這種對象化是以因果說明的方式來追蹤原因之結果,還是以形態學的方式來闡明對象,還是確保一種序列和秩序聯系的基礎。”15現代科學研究(包括現代史學研究)不光是“程度上和規模上更為準確”的定量(數學)研究,還是一種“精確的……規律證明”的實驗研究。“進行一項實驗意味著:表象出一種條件,據此條件,在其過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種運動關系才能成為可追蹤的,亦即通過計算事先可以控制的。”16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學精神科學的史料批判與自然研究的實驗相當”,史料批判,就是對整個“史料發掘、清理、證實、評價、保存和闡釋”的工作,盡管歷史學(史料學)并沒有將事實歸結為客觀的法則或單純的事實報道,但與自然科學研究一樣,“都以一種限定的對象區域的籌劃為根據”,試圖通過“籌劃過去,并且使之對象化”的方式來達到嚴格化和精確化的科學標準。(2)

  由上可見,無論精神科學(如歷史學)還是自然科學(如數學和物理學)都隸屬研究性的現代科學,它們試圖在“對特定對象領域的籌劃中建立自身”,在“預先計算中,自然受到了擺置”,在“事后計算中,歷史受到了擺置”,當研究通過預先計算主導存在者的未來,或通過事后計算通達存在者的過去,科學的研究就支配了存在者。17那么,這種研究的科學視野下的自然,最終轉變成了有待追究、綜覽、加工、改造的雜多對象,一種無生命的客觀外在的對立物,這與古代科學天人合一視野中活生生的、自行開啟的、向人敞開并為人守護的自然觀有著絕然的分別。

  3. 沉思的個體性VS企業化的運行方式。

  古今科學觀的第三點區別表現在運行方式上:古代科學的運作方式更多表現為直面實事本身的個體性沉思,而現代科學越來越表現出科學研究的企業活動特點。18所謂研究的企業活動,是指一門科學,“無論是一門自然科學還是一門精神科學,只是當它今天已經成為能進行學院研究的科學,它才獲得了一門科學的真正樣貌。”19例如,物理學研究,如進行原子裂變,需要在裝有精確機械裝置的實驗室內進行;同樣的,歷史學研究中,史料庫存的作用變得愈加重要,“一種以研究所方式活動的歷史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本質上比他自己的還處于單純博學中的精神科學院系里的學科,更接近于相應地建立起來的物理學研究。”20這種現代科學企業研究的特點使得大學教育越來越像一個工廠,從招生入學、到課堂教學、學分獲取、學歷進階、八股文式論文寫作,都表現出高度程式化的千篇一律。工廠化的計時鐘表,批量化的教學和考評方式,企業化的標準化程序訓練,使得經過教育和未經過教育的兩個群體絕然二分。我們再也不會相信沒有經過學校教育的自學成才都可以成為科學家、哲學家,盡管他們有著真正的問題意識和濃厚的求真意識,卻被冠以民哲(以區別于學院派哲人)、民科的標簽,其思想言論也被貶黜在帶有行話的公共討論(通過會議和期刊發表)之外。

  可見,科學研究的企業活動特點導致了科學研究的制度化和專業化,“因為所有的研究都必須以觀測對象為中心,而觀測對象則對所有關心它的人公開。于是,研究就變成了一種團隊合作或聯合行動”。科學成了專職活動,成了任何地方可以交流、控制和比較的集體活動,而非“真正偉大的孤獨天才的直覺”和思考。一旦科學變成了為交流而存在的公共市場,發表的性質也就隨之而變:它不再是傳達洞見、展示真知的思想事件,而成了某種確定身份、表明地位的公共平臺,發表崇拜隨之而至。21對于上述情況,海德格爾有一段精當的表述:“科學的現代的企業活動特性的決定性展開也造就了另一類人。學者消失了,他們被不斷從事研究活動的研究者取而代之。是研究活動,而不是培養廣博學識,給他的工作以新鮮空氣。研究者家里不需要圖書館。他反正不斷在途中,他在會議上磋商和了解情況。他受制于出版商的訂貨。出版商現在也一道來決定人們必須來寫哪一些書。”22

  綜上所述,古今科學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分野:前者將自然的自行解蔽與個體的覺知以詩意的方式加以鏈接;后者以實驗或數學的方式將自然變成一個封閉的系統,以可計算、可掌控的方式將自然物擺置到作為主體的人面前,從而使其研究的每一進程都帶有嚴格性和準確性的特點。前者將自然視為不斷涌現、自行開啟的存在者,將人理解為自然敞開自身的被動接受方或見證者;后者將自然理解為對象意義上的存在者,而人作為主體獲得了對自然存在者的尺度和中心地位。前者以個體性的沉思、創造性的追問逼近自然本身,理觀自然之相,究問變化之因;后者以企業活動的方式將科學變成一種項目研究,公共市場和專業化的集體趕場活動。正是由于標準上的嚴格性,自然觀上的對象性和運作方式上的企業特點,賦予現代以特有本質:世界變成了圖像(世界觀),而人成了主體(人類中心主義),而科學便限制在技術應用的精確領域之內,科學(求真)—技術(應用)的聯姻變得愈加緊密。有了上述對科技觀古今嬗變的源頭性清理,下面我們再對技術的本質加以勾勒和描述。

  二、現代技術的本質界說

  上面,我們從存在論(形而上學)的視角分辨了古今科學觀之間的根本分歧,這為拂去技術之本質的神秘面紗提供了可能。科學和技術存在何種關聯?在古代哲人那里,兩者似乎沒有什么關系:23科學關切不變領域,“不變”較之“可變”更加神圣,因此,有限之人對不變領域的沉思,就是趨近神的行動,此謂“觀審者的生活方式”;而技術是一種創制活動,它受目的因的驅使,投身于某種特定目標的行動或生產,故可稱之為“實踐的生活方式”。對于古希臘人來說,觀審者的生活方式是“人類此在的完善狀態”,因而較之行動的、實踐的生活方式而言,是可倡導的、更高的生活方式。24

  然而,現代人的趣味已然發生了轉換,我們不再熱衷個體性的仰望星空,轉而投身于實踐的生活方式當中,這樣,科學與技術之間的關聯就變得尤為緊密。然而,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卻莫衷一是。根據歷史學的看法,現代技術要比過往技藝更加仰賴“現代精密的自然科學”,或者反過來說,“作為實驗科學,現代物理學依賴技術裝置,依賴技術裝備的進步”25。按照史實的發生順序,數學自然科學(發端于17世紀初)早于現代技術(產生于18世紀后半葉)近兩個世紀,而現代物理學的自然觀為“現代技術的本質展開鋪平了道路”。26那么,說現代科學的發生在先、并為現代技術的出現準備了條件、提供了助力,就無可厚非。然而,海德格爾卻不這樣看。對他而言,“從歷史年代學角度視之后出的現代技術,從起支配作用的本質來看,卻是時間上(historically)在先的存在。”27這就像一棵橡樹,雖然它是由橡樹種子在適宜的條件下一點點生長發育而來,但支配性的主導因素(長成橡樹),卻在橡樹種子開始孕育生長之前便作為支配性的目的因先在地在場了,而技術就是這種后至的先在支配因素。較之現代科學,現代技術才是真正時間在先的東西。這種明顯帶有濃厚亞里士多德色彩的時間在先理論能否通達海德格爾的科—技關系理論,28這要在廓清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本質的含義之后才能知曉。

  概括地講,海德格爾用工具—解蔽—訂造—集置四個關鍵詞來揭示技術的本質屬性,從而為我們提供了如下四組關于技術之本質的理解。

  首先,技術是一種達成某一目的的手段和人的行為,海德格爾將其稱之為“工具論的或人類學的技術規定”。29毫無疑問,這是流行最廣的、最為深入人心的技術定義。表面上看,這一規定價值中立、客觀中性,它以人們談論技術時所看到的東西為視點展開,故可視為現代科學意義上具有典范意義的、正確的技術定義。不過,話鋒一轉,海德格爾強調認為,“當我們把技術當作某種中性的東西時,我們就最惡劣地聽任技術擺布了”。30例如,當下我們所有打著技術進步旗號干的事情,都是以造福人類或實現美好生活的名義進行的,在現代人看來,只要我們的目的是好的,那么技術作為實現美好目的的工具手段,當然也是好的。這樣,我們就會對技術的可能危險放下了戒備之心。而技術的發展就像尋求增值的資本一樣,憑借無害的中性定義,利用人們對未來的美好期許,以人類的行為作為中介手段,愈益發展完善起來,等人們回頭發現某種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種種危害時,卻像久食鴉片的病人、難以離開技術(如手機、電腦)而安然自處了。因此,海德格爾強調,這種我們今天特別愿意接納的“工具論的或人類學的技術定義”,其實并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真正本質,相反,這一“單純工具性,單純人類學”的技術規定只是敞開了關于技術的“制作和操作”或工具使用的方面,而遮蔽了關于技術本質的決定性方面,從而“使得我們對技術的本質全然茫然無知”。31那么,什么才是技術的真正本質呢?海德格爾為我們提供了第二個理解技術之本質的關鍵詞———das Entbergen(解蔽)。海德格爾強調:到目前為止,“單純工具性、單純人類學的技術定義已然站不住腳”,因為“現代技術不僅僅是一種人類行為,也不只是這種人類行為范圍內的一個單純的手段”,“而是一種解蔽方式”,而且是現代決定性的解蔽方式。32那么,什么是解蔽?技術又是何種意義上的解蔽方式?這就涉及如下海德格爾對技術之本質的第二個定義。

  其次,“技術是一種解蔽方式,它是在解蔽和無蔽狀態的發生領域中,在無蔽即真理的發生領域中成為其本質的”。33什么叫解蔽?它既是揭示、敞開,也是招致、產出。它把在場者帶入顯露或將不在場者帶到眼前來,從而將“那種并非自己產出自己,而且眼前尚未存在的東西呈現出來”34。“并非自己產出自己”,是因為技術產品的原因不在自身,而在自身之外的人(工匠,動力因)這里。“眼前尚未存在”是因為技術作品是從無到有,從頭腦中帶到現實。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技術的解蔽意涵豐富:不僅包括工具性的手工制作,美的藝術創作,而且與真理的閃現(認識)交織在一起。正是這多重的解蔽,而非單純工具性的制作手段,使得技術保持為一種產出(bringing-forth)。35問題是,技術作為一種解蔽方式的規定能把現代技術和古代技術區分開嗎?古代技藝也是一種解蔽,而且較之現代技術,是與藝術和真理不曾分離的自身涌現的解蔽活動。因此,單單在解蔽的意義上談論技術似乎不能揭示現代技術的獨特之處。要想揭示現代技術的本質含義,我們必須對解蔽的意涵加以限定。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個限定詞就是Herausfordern(促逼):毫無疑問,“解蔽統治并貫通著現代技術。但在這里,這種解蔽并不把自身展開于poiēsis(創制)意義上的產出。在現代技術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是一種促逼。此種促逼向自然提出蠻橫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36舉例來說,古代農民也從事田野耕作,但那是一種關心和照料,即把“把種子交給生長之力,守護著種子的發育”,而現在的機械化農業生產將田地的耕作置放入“一種完全不同的擺置著自然的訂造的漩渦中”:農業耕作變成了機械化的食品工業的一個環節。37守護性的靜待花開式的古代農業搖身轉變為提供原料和資源的現代農業。海德格爾將現代技術這種“促逼意義上的擺置自然”賦予了一個新的稱謂,即Bestellen(訂造),并以此來標識現代技術較之以往技藝的獨特性。

  第三,與古代技藝作為涌現著的解蔽不同,現代技術是一種訂造著的解蔽。在這種訂造著的解蔽視野下,一切自然物都可成為可訂造之物。例如,萊茵河,它作為河流為發電廠提供著水力,水力擺置著渦輪機的運轉,渦輪機的運轉帶動了一些機器,機器的驅動裝置生發出電流,而遠距離的供電廠和輸送電網就是為這些電流而訂造的。在這一系列交織著的前后關聯之網中,“萊茵河自身就表現為某種被訂造的東西了”。38作為一條河流,萊茵河已然流淌了近億年,然而,作為現代技術的水力供應者,它被攔腰阻斷,成為發電廠的被訂造者;作為人文景觀河或自然風景河,它成了休閑工業中某個旅行團的可預訂的參觀對象。因此,在現代科學的自然觀下,自然變成了某種促逼意義上的訂造者:“自然中被遮蔽著的能量被開發出來,被開發的東西被改變,被改變的東西被貯藏,被貯藏的東西被分配,被分配的東西被轉換成新的東西。開發—改變—貯藏—分配—轉換,都成了解蔽的方式……操控和保障成為促逼著的解蔽的主要特征。”39在海德格爾看來,在訂造著的解蔽中,自然作為可計算和可操控的被訂造物而顯露自身,訂造要求著自然的在場和Bestand(持存、持續、貯存、庫存);在持存意義上立身的自然,不再作為主客認識上對象與我們相對而立,而是作為供應者、可改造者、可訂購者與我們發生關聯。這就像禽畜廠持續供應的或待宰的肉豬、蛋雞或奶牛,它們作為生物的情感或社交需求被徹底忽略,其存在就是作為食品的連續供應者而持存。那么,作為現代科學中自然(客體)的對立方(主體),人在現代技術中的位置又如何呢?這樣的追問將我們引向海德格爾技術本質之思的最后一個關鍵詞———das Ge-stell(集置)。

  第四,現代技術的本質規定性———集置。到目前為止,我們對現代技術的界說只涉及物(自然)的層面,還未涉及人與技術之間的關聯。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技術作為一種解蔽方式,它當然不能脫離人的行為,然而,作為集置的技術解蔽“不僅僅是在人之中發生的,卻也非確然地通過人而發生”。40也就是說,人和現代技術的關系包含兩個層面:一方面,作為解蔽的見證人和執行者,現代技術需要人,也依靠人來達成其意旨:“現代技術作為訂造著的解蔽……它擺置著人,逼使人把現實當作持存物來訂造。那種促逼把人聚集于訂造之中。此種聚集使人專注于把現實訂造為持存物。”“唯當人本身已經受到了促逼,進而去開采自然能量而言,這種訂造著的解蔽才能進行。”41另一方面,現代技術作為一種無蔽的解蔽,并不是單純的人類行為,“無蔽者的無蔽狀態已然自行發生出來”,“如果說人以自己的方式在無蔽狀態范圍內解蔽著它的在場,那么,他也只不過是應合于無蔽狀態之呼聲而已”。42這就像萬有引力定律,看似牛頓通過主觀努力發現了它,不如說是該定律借助牛頓這一獨特個體揭示了自身,即使牛頓沒有發現它,這一定律仍然存在著,并以自身的嚴格性支配著宏觀世界的事物運行。更為重要的是,現代技術不僅不是單純的人類行為或人類行為范圍內的單純手段,鑒于人有自然性(肉身)的一面,現代技術也擺置著作為自然的人:人自身受到促逼,從而成了“人力資源”“客戶資源”之類的被訂造物。43正是因為人和技術之間存在著上述的關聯,海德格爾認為現代技術的本質是集置(Gestell)。所謂集置,就是擺置(stellen)的聚集(前綴Ge-意味著聚集)。這一命名將作為解蔽者的此在(人)和作為能量的主要貯備器的自然同時涵括在內,充分敞開了現代技術作為形形色色的擺置活動的聚集者,如何促逼著人,將人聚集于訂造之中,“使之去訂造作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44

  綜上,海德格爾抽絲剝繭地為我們敞開了他關于技術本質的基本看法。這種敞開從我們所熟知的關于技術的流俗之見出發,即從作為工具和人類行為的技術規定出發,轉換到作為解蔽方式的技術理解,通過擺置,促逼、訂造、持存等一系列詞語的引入,最終將現代技術的本質與訂造的解蔽、擺置的聚集(集置)等含義關聯起來,為我們呈現了他關于現代技術之本質的獨特理解。顯而易見,海德格爾的技術定義,不是運用通常的屬+種差方式進行的,他不是在某物是什么(was)之類的種類或本質的普遍性意義上為我們提供關于技術的本質解讀。相反,他是從詞源學角度出發,通過概念之流的次第揭引,為我們揭示概念流轉背后的實事現身方式。更為重要的是,當海德格爾以現象學的方式將現代技術揭引為集置這一命運般的解蔽方式時,他也同時向我們昭示了這一解蔽方式可能帶來的風險。這種風險在于:它讓人產生一種惑人的假象,即將人視為周遭一切事物的制作者、支撐者和聚集者(即主體),是自然萬物的操控者和支配者(主人),與此相應,自然就變成了可計算和可操控的能量之源和力的集合。一旦我們將現代技術的集置視為唯一的、命運性的解蔽方式,那么,訂造之不可阻擋便隨之而來,其他可能的解蔽方式便遭到了褫奪和遮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強調:一旦“集置咄咄逼人地把人拉扯到被認為是唯一的解蔽方式的訂造之中,那么,人也就被推入犧牲其自由本質的危險之中了”45。遺憾的是,海德格爾看到了風險,卻沒有提供解決方案。他的技術之思提供的避難之所似乎是藝術的詩性家園,但在藝術品被技術普遍支配、操控和訂購的背景下,我們似乎難以像海德格爾那樣通過反復引述荷爾德林的詩句———“哪里有危險,哪里也生救渡”而得以慰藉。海德格爾這種對擺脫現代技術集置之道路或方略的“泰然處之”,究竟是實事的本性使然,還是思者的無力所致?這一發問勢必將我們引向對海德格爾技術追問之限度的考察。

  三、技術—解蔽之維的限度反思

  毋庸置疑,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包含很多的睿智洞見。比如,他比同時代的哲人更早地意識到技術是現代的一個根本現象,是席卷全球的重要的支配性力量。海德格爾深刻地洞察到技術對人所具有的異化(擺置)傾向。表面上看,技術為人所用,有利于人的肉身安頓,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時空距離,但人一旦與技術沾上瓜葛,就無可救藥地受到技術支配性的宰制。這就像智能手機,看似方便了人與人之間的信息溝通,但也霸占了人的注意力,調快了人的時間節奏,將無數人淪為網絡信息的搬運工,使人們耽溺于虛假幻想和快餐文化的快適感受中。海德格爾告誡我們,技術具有一種超出人力的命運般的解蔽力量,它促逼著人去訂造,去擺置自然,甚至去擺置人的自然:我們自以為在追求屬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卻最終淪為技術之網中因訂購在場的一個無足輕重的環節。更為重要的是,海德格爾告訴我們,解蔽同時意味著遮蔽,技術的解蔽作為現代特有的一種訂造著的解蔽方式,卻粗暴地褫奪了其他可能的解蔽方式,如置造(Her-stellen)的解蔽,涌現的解蔽,詩藝的解蔽,等等。一旦現代技術被認定為唯一的、命運性的解蔽力量,那么我們救渡的可能何在?可以看出,海德格爾后期如此晦澀的詩性道說,就是為了擺脫現代技術的這種促逼的、訂造性的解蔽方式,從而為人本真的解蔽方式敞開可能的縫隙。

  不過,海德格爾的技術追問,深深地囿于形而上學的沉思之中,并沒有超出基礎存在論的視角去考察影響現代技術統治的具體環節和要素。當海德格爾如是做時,他就無法說明,技術作為一種宰制性的力量為何有如神助,在今天達到了似乎難以逆轉的操控性影響?46要彌補海德格爾的這一缺陷,我們需要把技術放到現代國家和資本之間的關聯中加以考察。

  首先,從政治哲學角度看,技術是一種power(權力),因此,技術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海德格爾沒有追問;為什么現代國家會如此熱衷于技術?我們知道,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主權問題,一個國家要保持主權完整、主權具有正當性,就要實行對外御敵,對內說服教育。而在這么做時,技術便是最好用的媒介。舉例來說,核技術的強弱代表了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盡管核武器的危害很大,但沒有核武器便意味著對外沒有話語權,甚至導致任人欺凌、國將不保的下場。因此,盡管輿論上,各國從人道主義立場紛紛譴責他國開展核試驗,但背地里都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發展本國核技術。而在國內方面,互聯網技術是現代國家最為熱衷推動的一項現代技術。因為,作為一把雙刃劍,互聯網技術若是運用得當,一方面可以操控信息來源,讓網絡出現主權者樂于民眾知曉的信息,屏蔽那些對維護本國主權不利的各種報道,這樣的結果,就達到了控制輿情,操控選民思想的目的;另一方面,互聯網產生的大數據,可以用來分析整理出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和思想波動,這有利于主權者更好地知己知彼、獲得先發制人、排除異己的主動權。一般地講,只要對政治統治有利,現代國家將支持發展每一種現代技術。哪怕這項技術可能觸及人倫的底線,甚至威脅人類的自我生存。

  對于技術而言,現代國家是最大的幕后推手。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支持技術并不是向來如此,相反,它與政治哲學古今之變具有著重要的因果關聯。我們知道,古代國家對技術發展的興趣遠不如現代國家。因為,古典政治哲學倡導德性統治,抑或強調神圣秩序的權威性,在道統的支配下,政治受到德性的約束,技術也帶著道德審查的緊箍咒。只是隨著神學的式微和現代政治哲學的出現,當熱衷道義和秩序的王道讓位于無所不用其極的霸道,現代國家和現代技術才有了聯姻的可能。不過,對于政治哲學的古今之變,以及這種變化對技術發展的影響,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中未置一詞。個中原因,或許是受到尼采上帝之死的影響,或許是緣于對亞里士多德目的因的拋棄,抑或是海德格爾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現代人,完全認同原子化個人的現代證成。故而在他的筆下,無家可歸的原子化個人的情緒和祛蔽之思得到彰顯,而古代熱衷的共同體的情感歸屬、價值認同和秩序之思完全缺失。無論如何,對現代技術之政治面相的沉默是海德格爾技術之思的一個未及之處,這也是他技術追問的第一個缺失之所在。

  其次,除了現代國家,資本可以看作現代技術高歌猛進的又一個重要推手。現代社會是資本隱秘統治的社會。資本之謂資本,就是要尋求利潤最大化和自身增值。為了達成目的,它像一個永遠不知滿足的幽靈,游蕩在現代社會各個縫隙,尋找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達到其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追求。與此同時,技術也在到處尋求它的最佳拍檔,而這個拍檔就是資本。因為技術的每一項革新都需要高額的投入,這個投入,一方面來自國家的支持,但也需要市場的供給。盡管投資技術面臨著高風險,這種風險不僅來自前期的大量實驗和科學準備,而且有著失敗的可能。然而,高投入、高風險,同時意味著高回報。與國家的保守不同,資本家具有更大的冒險精神。為了高額的增值回報,資本就像賭徒一樣穿梭于高新技術領域。這樣,兩個如饑似渴的幽靈在增值與擴張欲望的驅使下緊緊擁抱在一起,并在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浪潮中翻云覆雨、執掌乾坤。時至今日,高新技術行業已然轉變為資本增值的最大陣地。農業生產革命、工業技術革命、信息產業革命為人類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商品。為了消耗掉這些產品,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向人類自身的欲望,拜金主義、消費主義開始應運而生。當量變成了特定的質,數量不僅僅標識大小多少,更是代表了善好和進步。這種觀念對人的頭腦進行刺激,最終導致了數量化原則和技術主義的出現。以量為尊的原則成為標準,技術進步成了好和正確的代名詞:各種收視率,票房、點擊率、排行榜、購買力、GDP,等等,變成了評價影視、音樂、藝術、政府、高校,等等幾乎所有領域好壞的不二準則。總而言之,在資本的鼓舞和助力下,現代技術的創新發展可謂一日千里。這種資本與技術狂飆突進,甚至不惜打破人倫底線的末日狂歡圖景,卻是海德格爾技術追問時所始料未及的。

  綜上可見,正是有著現代國家和資本的雙重助力,現代技術的發展才得以如此迅猛和肆無忌憚。人類發展離不開技術,古代社會亦然。然而,與現代社會的量(資本)的統治邏輯不同,古代技藝有著謙遜的節制,它受到善的目的、道的德性或神圣秩序的規約。面對現代技術的高歌猛進,海德格爾走向詩意的藝術祛蔽,希望借助個體沉思所開啟的覺醒,開掘出人類本真生活的新的可能性。對于我們自身而言,除了個體沉思帶來的自警自省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傳統親情社會倫理中求取資源,來為技術的無所畏懼帶上休止的警示牌。當然,這或許不是某個人憑借一己之力便能完成的任務,但這里,我們還是要感謝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所帶來的具有啟思性的準備工作。

  注釋

  1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第83-84頁。
  2例如,20世紀50年代,海德格爾對技術反思的范例“不再是工廠和機械工程”,而是“核電站和電子工業”(參見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3-14、55-57頁,同時參見多羅西亞·弗雷德:《海德格爾論藝術作品與技術作品》,見《柏拉圖的〈蒂邁歐〉:宇宙論、理性與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63頁)。不難試想,如果海德格爾活到今天仍在進行技術的反思和批判,那么,他的范例將是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工程。這種范例的轉移,不應歸于海德格爾的短視,而是因為我們身處在現代性的生發流轉當中。
  3參見海德格爾1938年的一篇演講---《形而上學對現代世界圖像的奠基》,后以《世界圖像的時代》的標題復收入《林中路》,孫周興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83-125頁。
  4此處科學的提法不夠準確,因為與現代的研究性科學相比,古希臘稱為(知識),中世紀稱為doctrina(學說),下文為了便于行文,統稱古代科學。另外,現代科學也不是鐵板一塊,以物理學為例,既包括宏觀物理學,也包括原子物理學、天體物理學,等等。這些物理學分支之間差異也很大,如古典物理學的對象是幾何學上的質點力學,它充滿空間,而微觀物理學則指向核與場;前者可以根據位置和運動量做出明確而完整的對預測象,后者對研究對象的確保則只具有統計學上的特征。因此,這里將差別如此巨大(但本質上又都受到理論科學所實行的追蹤性確保的擺置)的諸門學科統稱為現代科學,只是一種論述上的方便。否則,如果深入到具體科學的細節差異的考辨之中,我們將無法在整全的意義上展開對堪性的古今科學對比論述。參見海德格爾:《林中路》,第84-85頁。同時參見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第40,52,55、56頁
  5海德格爾:《林中路》,第85頁。
  6海德格爾:《林中路》,第87、88頁。
  7這里的數學不應在狹義的意義上理解,即將其理解為數字運算意義上的為了某種確定數量結果的測算活動,相反,自然科學上的數學指的是“這樣一種計算,它往往通過方程式來期待秩序關系的平衡,并且因此先行‘預計到’一個對所有僅僅可能的秩序而言的基本方程式”。期待,是有所追蹤、有所確保意義上的期待,預計,是有所預期的操控和測算。因此,這里的數學和測算實為對象化的行為方式。參見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第53-54頁。
  8海德格爾:《林中路》,第85頁。
  9海德格爾:《林中路》,第99頁。
  10海德格爾:《林中路》,第99頁。
  11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柏拉圖《蒂邁歐》的宇宙論表述為何包裹在《理想國》和《克里蒂亞》的政治哲學語境中展開。參見Plato,Timaeus,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Edited by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New York:Bolingen Foundation,1961,pp.1151-1211.
  12“運動即位置變化。沒有一種運動和運動方向優先于其他運動和運動方向。任何位置都是相同的。沒有一個時間點優先于其他一個時間點。……在這一關于自然的基本輪廓中,任何事情都必然被看透了。”參見海德格爾:《林中路》,第87頁。
  13海德格爾:《林中路》,2015年,第87頁。
  14這里的歷史學是現代歷史科學,而不是經史不分意義上的古典歷史。現代史學本質上是史料之學,它“把歷史看作一個對象,某個事件就在其中進行,同時由于其可變性而消失”。參見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第41頁。
  15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第53頁。
  16海德格爾:《林中路》,第89-90頁。
  17海德格爾:《林中路》,第90-91頁。
  18海德格爾:《林中路》,第94-95頁。
  19這里的現代科學主要指自然科學,人文學者群體中當然存在例外,但近年來人文學界愈加強調的學院化的體制化建設、大師加團隊模式,學位點和研究方向凝練,以及項目申請和學術會議等取向,凸顯了企業化運作方式在人文知識領域的漸趨增強的支配性影響。
  20海德格爾:《林中路》,第92頁。
  21海德格爾:《林中路》,第93頁。
  22多羅西亞·弗雷德:《海德格爾論藝術作品與技術作品》,見《柏拉圖的〈蒂邁歐〉:宇宙論、理性與政治》,第159-160頁。
  23海德格爾:《林中路》,第93頁。
  24“沉思的理智同實踐和制作沒有關系。它的狀態的好壞只在于它所獲得的東西是真是假。”參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68頁。
  25參見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第165-177頁。同時參見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第47-48頁。
  26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Edi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New York,Hagerstown,San Francisco,Lodon:Harper&Row,Publishers,Inc.1977,pp.295-196.
  27在海德格爾看來,“現代物理學之所以是實驗的物理學,不是因為它使用了探究自然的裝置”,而是由于現代物理學的自然觀:“它擺置著自然,把自然當作一個先行可計算的力之關聯體來加以呈現。”正是在這樣的自然觀支配下,實驗作為向自然不斷索取的訂造才得以可能,物理學才呈現為實驗物理學。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2-303.
  28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304.
  29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第44頁。同時參見海德格爾:《巴門尼德》,朱清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2頁。
  30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88.
  31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87-288.
  32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88,289,302,295.
  33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2,294.同時參見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第10頁注釋1。
  34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5.
  35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4.
  36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94-295.
  37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6.
  38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6.
  39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7.
  40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297-298.
  41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305.
  42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0,299.
  43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300.
  44這境況就像一個護林人,看似與前人一樣,以同樣的步態行走在林間空地上,實則受到了木材加工工業的訂造,不管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他已然被納入纖維素的可訂造性中去了。纖維素被紙張的需求所促逼,紙張則被送交給報紙和畫刊。而報紙和畫刊擺置著公眾意見,使之去揮霍印刷品,以便能夠為一種被訂造的意見安排所訂造”。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299.
  45參見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00-302.
  46Mart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from Being and Time(1927)to the Task of Thinking(1964),pp.314.
  47而且作為一種籌劃的世界觀,海德格爾的技術批判仍然包含有某種人類中心論的因素,這在其弟子洛維特的反思性的批判中得到呈現。參見沃林:《海德格爾的弟子:阿倫特、勒維特、約納斯和馬爾庫塞》,張國清、王大林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84頁。不過,洛維特的反思或許只對早期《存在與時間》時期的海德格爾有效,這也是海德格爾從早期此在之思轉向后期存在追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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