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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辯護之困境與突破路徑

時間:2020-03-17 15:38作者:李悅 劉曉明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有效辯護之困境與突破路徑的文章,當下,有效辯護問題是理論界、司法實務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審視這個問題,探尋掣肘有效辯護目標實現之因;運用不同的理論檢視這個問題,指出有效辯護不能實現之惡果;結合司法實踐研判這個問題,

  摘    要: 對于有效辯護概念的界定,應該重結果而非過程,不僅要依據律師職業標準來討論,更要對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辦案行為進行關注。當前影響有效辯護目標實現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輕視辯護意見、對辯護作用的錯誤定位、不合理的庭審結構關系等。實現有效辯護價值目標,需要培養一支敬畏法律、崇尚正義的司法隊伍;客觀公正地評價律師工作;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進行革命性重建。

  關鍵詞: 有效辯護; 司法; 刑事訴訟; 律師;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effective defense should focus on results rather than processes, not only to discuss i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of lawyers, but also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andling of cases by judicial institutions and judicial personnel.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at affect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effective defense, mainly including contempt of defense opinions, wrong positioning of the role of defense, unreasonable trial structure relationship, and so on.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ffective defense value,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a judicial team that fears the law and respects justice, evaluates the work of lawyers objectively and fairly, and revolutioniz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

  Keyword: effective defence; justice; criminal procedure; lawyers;

  當下,有效辯護問題是理論界、司法實務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人們從不同的視角審視這個問題,探尋掣肘有效辯護目標實現之因;運用不同的理論檢視這個問題,指出有效辯護不能實現之惡果;結合司法實踐研判這個問題,提出實現有效辯護之路徑。但是,這些意見或者建議,在一定程度上未必符合實際情況。下面,筆者擬就此問題進行探討。

  一、有效辯護之界定

  要研究有效辯護,首先要明確其內涵,這是開展此項工作的內在的基本要求,也只有如此,研究才具有價值。

  目前,理論界對“有效辯護”概念尚未做出定論。陳瑞華指出:“按照一般的職業標準,有效辯護是指律師為被告人提供了富有意義的法律幫助。”[1]賀江華等認為:“有效辯護更多強調刑事被追訴人及其辯護律師提出的辯護意見(包括案件實體部分的意見以及程序部分的異議)能夠被辦案機關接受并獲得有利結果,對辦案機關產生實質性影響,而不僅僅流于形式上的辯護。”[2]熊秋紅從狹義層面對有效辯護進行界定,認為有效辯護是指“律師在刑事案件中認真的、有意義的代理,包括律師要就所有權利對被告人提出建議,律師要根據流行的職業標準合理履行所要求的任務”[3]。這些觀點均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可否認,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如果孤立地僅是從律師角度依據律師職業標準研究、分析有效辯護問題,而不將其置于我國刑事訴訟制度中進行全方位的考察、論證,是很難對其做出相對精準而科學定義的。

  欲論“有效辯護”,先要明確“有效”之義。有效,即為有成效、有效果。同時,也應看到,在有效辯護這一詞組中,“有效”是用來限制、修飾“辯護”一詞的。如此,從字面理解便知,有效辯護強調的是因律師辯護而取得的最終成效,關注的不是律師辯護的過程而是辯護意見對案件處理結果所產生的影響程度。在美國,“判斷有效與否的基本點必須是,律師的行為是否損害了對抗制訴訟的基本功能,以至于難以通過審判得到一個公正的結果”[4]。他們將律師辯護行為與公正結果之關聯關系作為判定有效辯護的標準。然而在我國,辯護效果究竟怎樣,律師是無法對此做出預判的,因為辯護意見對案件處理結果所產生的影響,并不完全取決于律師的辯護質量,還要受案件承辦者的個人好惡、政治與業務素養、對社會的擔當、對法律的敬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輕視律師辯護意見已成為我國司法實踐中的一大痼疾。有學者對33起公開報道的冤案進行了實證考察,其中有32件案子存在輕視律師辯護意見的情況,占比高達97%[5]。那么律師縱然使出渾身解數,提出既有事實根據也有法律依據的辯護意見,如果得不到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的認可和接受,這一切皆會是徒勞,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益的維護也不會產生實質性效用。只能是辯而無果,又何談有效辯護呢?
 

有效辯護之困境與突破路徑
 

  由此可見,若單純從律師辯護工作的角度,依據律師職業標準來討論有效辯護從而對其進行界定,并據此檢討律師辯護水平及其辯護工作質量,有失偏頗也有失公允。既然有效辯護注重的是結果而非純粹的辯護過程,考量的是通過律師辯護所達到的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效果,那么,就不能忽略甚至舍棄對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辦案行為的關注。因此從結果論,才能對有效辯護做出契合實際的概念闡釋。依據這樣的思維邏輯,筆者認為,所謂有效辯護,是指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律師依法履行辯護職責,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同時,針對律師提出的辯護意見,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對此做出中肯評價并予以采信,實現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維護。

  二、有效辯護之困境

  有效辯護目標之實現,既需要有正確的思想作指引,也離不開健全的法律制度作保障。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2條明確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向在其境內并受其管轄的所有的人……提供關于平等有效地獲得律師協助的迅捷有效的程序和機制。”提出了實現辯護權的制度性保障體系的構建要求。反觀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和基本司法理念,是難以實現有效辯護的。

  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始終被打上“罪犯”的標簽,這從法庭位置的設置就可見一斑。在法庭上,被告人的位置是在審判員席位的正前方,而代表被告單位出庭參與訴訟活動的訴訟代表人席位卻不在此1。可以說,這樣的位置設計是非常微妙的,也透顯出司法機關的一種心態:被告人是犯罪者,需要接受國家和人民的審判,只能坐在被告人席;訴訟代表人不是罪犯,不需要接受國家和人民的審判,可以遠離被告人席就座。

  這樣的位置設計,勢必帶來諸多的負面影響。第一,雖然“任何人未經審判不得確定有罪”作為一項原則已在法律中有所規定,但因位置設計易誤導人們對被告人身份的判斷,使人們從骨子里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是罪犯。正因如此,許多法官在法庭上對待被告人的態度往往簡單粗暴,缺乏應有的尊重。第二,會讓人誤判審理內容。在現代司法理念下,法庭審理的對象應該是案件事實,而不是被告人——此時只是涉嫌犯罪而非真正意義上的罪犯。現實是,基于這樣的位置設計,人們就理所當然地認為是審人。在一次庭審中,面對律師提出訴訟代表人應坐在律師席旁之要求時,審判長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不坐在被告人席,我審誰?“我審誰”,這是多么具有諷刺意味的問題啊!而在韓國,樸槿惠與律師坐在一起,法庭的審理工作不也是正常進行嗎?第三,被告人遠離自己的辯護人,不能及時進行事實、法律層面的溝通,無論是被告人自行辯護還是律師辯護,其效果都將大打折扣。正因為不能正確對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罪犯”畫上等號,那么在疾惡如仇的心理驅使下,輕視辯護意見甚至是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辯護意見,似乎成了一種慣常性的思維取向。

  其次,律師的辯護作用常被錯誤定位,這既有社會認識方面的原因,也與國家對律師的評價有關。“反映在傳統觀念上,犯罪嫌疑人的辯護行為不被認為是正當的權利行為,而被視為與偵查權力相對抗的行徑,幫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辯護權的律師容易背上為‘壞人’說話的社會惡名”[6]。故而,長久以來,人們總是用“訟棍”這樣的貶義之詞形容律師。社會的負面評價,將在一定程度上挫傷律師從事刑事辯護的積極性,影響到律師開展辯護工作之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當然,社會的負面評價雖對律師辯護工作開展有影響,但這樣的影響總是有限的。

  如同社會評價一樣,國家對律師的評價也并不完全是正面的——“律師偽證罪”就是最好的明證。“‘律師偽證罪’的單列,容易產生誤導作用,產生負面影響。讓人錯誤認為,律師是造成偽證之罪魁,是干擾司法機關正常工作秩序的大敵,從而破壞律師隊伍形象,破壞尚還十分脆弱的律師制度”[7]。一直以來,人們對這一罪名的設立頗有微詞,不斷有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以提案的形式,呼吁取消此罪名,但“律師偽證罪”猶似磐石,始終無法撼動。“律師偽證罪”如同懸在律師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嚴重束縛了律師的手腳,令律師們不敢創造性地開展辯護工作。特別是在證據收集過程中,面對證人證言,基于證言的可變性,律師們總是望而卻步,唯恐觸碰了“律師偽證罪”這顆雷而身陷囹圄。這種帶有“敵視性”的立法規定,也直接影響到司法機關對律師的接納程度,影響到司法機關及司法人員對律師辯護意見的態度。如此,律師辯護意見被輕視,也就不難理解了。你辯你的,我判我的,是社會共知的司法怪象。如此一來,遑論辯護質量、辯護效果。

  再次,公、檢、法三機關具有天然的親密關系,控辯雙方的對抗性使得律師辯護權的有效實現成為難題。有人將公檢法機關這種關系比喻為:公安機關生產產品,檢察機關對產品進行質檢,人民法院最后進行產品銷售。雖然這樣的比喻并不恰當,甚至存在調侃之意,但也揭示出公、檢、法三機關實踐中相互配合的關系和利益共同體的實質。前述33個冤案中,存在刑訊逼供、誘供的案件占比為97%,非法證據不能有效排除,疑罪從無原則不能得以充分實現,無疑是三機關重配合輕制約的關系使然。筆者在參與公安機關處理某團伙詐騙案件時,其他被告人均被法院定罪量刑并已交付執行,本案盧姓被告人因另案處理,滯后于其他同案被告人開庭。辯護人提出證據不足、疑罪從無的無罪辯護意見,承辦法官卻意圖通過已入監被告人收集盧姓被告人“有罪”證據,喪失其中立地位,代行指控職能。在此類情況下,律師辯護效果能有幾何,已不言自明。

  最后,先天不足的庭審結構關系,已然成為律師開展有效辯護工作的又一障礙。科學的庭審結構關系,應該是等腰三角形式的,法官居于等腰三角形的頂角,控、辯雙方分列兩底角。不偏不倚超然于外的居中裁判,是法官居于等腰三角形頂角之基本要義。然而,控方的特殊身份,完全打破了這一應有的平衡。“受×××檢察院指派出庭支持公訴并依法履行法律監督職責”——這是每位檢察員發表公訴詞時都需要講的一段公式化語言。這一語言清楚表明,在法庭審理中,控方扮演的是雙重角色。一是訴訟參與者,接受法庭指揮;二是法律監督者,具有凌駕于法官之上的權威。如此,要想法官真正處于超然狀態,對被告人而言,很可能成為一種奢望。不能實質性居中,法官的裁判或將帶有明顯的傾向性。實踐中,面對存疑案件,法官可能會根據被告人被羈押的時間長短,做出適當的量刑處理。在這樣的執法環境中,律師辯護又如何能取得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效果?

  三、有效辯護之路徑

  雖然面對諸般制約律師辯護工作有效開展、影響律師辯護工作積極性的問題,我們仍不能舍棄對我國法律制度建設的希望,也不能放棄對中國司法改革的夢想。

  首先,培養一支高素質的司法隊伍。制度之建構與司法之改革,離不開人,特別是法律人的參與。法律的制定與推行,也必須仰仗法律專業人士和法律專業隊伍。具體到律師有效辯護問題,也不能忽略了人的因素的影響作用。如前述,律師辯護的有效性,非律師一方引經據典、高談闊論就能達此目標,這需要刑事訴訟參與各方共同合力而為,所以,首先應解決的是人的問題,這是本。舍本逐末,自不可取。培養一支敬畏法律、崇尚正義的司法隊伍,才能排除一切世俗干擾,也才能真正實現其獨立辦案之法律目標。有了這樣一支司法隊伍,律師辯護之意見也才有了真誠的傾聽者、理性的分析者、秉公的取舍者。如此,律師的辯護才不再虛化,才能收到應有的成效。但是,要培養并組建一支高素質的司法隊伍,實非易事,需要循序漸進。

  其次,客觀公正地評價律師工作。思想支配行動,任何制度建設或改革,只有全社會對此形成主流認識或者制度建設者基本統一了思想,才能提到議事日程并付諸實施。若國家不能對律師在維護社會正義、維護司法公正方面做出客觀評價,不能改變對律師的歧視性態度,社會公眾仍然會用異樣的眼光打量律師和律師群體,仍然會對律師工作給予負面評價。在這樣的思想導向和輿論氛圍之下,圍繞如何實現律師有效辯護,是很難開展有建設性的工作的。一種思想的產生、一種思維定式的形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經過幾十年甚至成百上千年的積淀而成。同樣,思想的改變、思維方式的轉變,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需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

  再次,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進行革命性重建。制度建設或者司法改革,不能是零敲碎打式的修補性工作,應該是具有顛覆性的系統工程,因為,律師辯護工作貫穿于刑事訴訟過程始終。也就是說,在每一個訴訟階段,均應關注如何從制度建設上為律師辯護工作打開方便之門,如何從制度層面確保律師辯護意見得到最起碼的尊重。簡言之,實現有效辯護價值目標,需要對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進行革命性重建,而非部分學者所倡導的制度修補。面對如此恢宏巨大的工程,必然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進行前期調研、分析論證、工程設計等等工作,然后再進行落實并著手建設。

  一言以蔽之,在掣肘律師辯護功能有效發揮的種種問題消除之前,在律師辯護嚴重虛化的現實背景下,是很難提出一些中肯的有效辯護實現路徑的。

  論及此,筆者撰寫此文,并非傳遞在困難面前消極無為的思想,而是希望人們能正視現實,從提高律師自身辯護質量入手,多作有益探討。司法部門、司法人員也應密切關注律師辯護觀點,愿意接納律師的辯護意見。同時,也希望人們能意識到孤立、片面地研究有效辯護之弊,拓展思路,全面、客觀審視制度中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從而更好地為今后的制度建設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撐。

  參考文獻

  [1]陳瑞華.刑事訴訟中的有效辯護問題[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5):94-105.
  [2]賀江華,陳楊林.實現有效辯護之構想[J].法學研究,2014(1):123-124.
  [3]熊秋紅.刑事辯護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02.
  [4]魏曉娜.審判中心視角下的有效辯護問題[J].當代法學,2017(3):101-110.
  [5]張社軍,王玉明.庭審虛化的實證分析與防范[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5(5):127-135.
  [6]陳衛東.司法公正與律師辯護[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146.
  [7]劉曉明.偵查階段律師訴訟地位虛化問題探析[J].貴州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2):35-37.

  注釋

  1《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281條規定:“……開庭時,訴訟代表人席位置于審判臺前左側,與辯護人席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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